一个人的人生底色，往往写在年少的岁月里。关明生的青春，烙印着战后香港的时代印记：漏光的天井、工业中学严苛的磨砺、横跨欧亚大陆二十六天的海上航程。从局促拥挤的香港唐楼，到远赴英伦做学徒，这段跌跌撞撞的少年经历，不仅铺就了他人生的起点，更让他悟出何为真正的 “赢在起跑线”。

以下内容来源｜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书籍

《看高一线》

关明生

我的故事，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香港，战后婴儿潮时代。

当时因为战乱，很多人逃难到了香港，一大批五湖四海来的人最终选择了留在香港发展，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寻找更好的未来。顺理成章地，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孩子们，也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积极乐观、义无反顾往前冲的人生态度。

于我个人而言， 战后的香港， 烟火气里虽然有生活的窘迫，但也藏着父母的远见；工业中学虽然简陋而且严苛，却赋予我成长与淬炼； 17 岁远赴英伦的 26 天船程，打开了我未来发展之门。这段从中国香港到英国的起步，回想起来，让我一边有了人生的规矩和框架，一边在混乱之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我想讲讲这段年少时光， 讲讲那些藏在日常里、涂抹了我人生底色的道理与感悟。

一、家境清贫亦有光，远见是最好的家风

生活的拮据从不是成长的绊脚石，父母的坚韧与远见，是我人生最初的光。他们教会我即便身处困境，也要寻路前行，更要懂得为长远铺路，这是我后来凡事要“看高一线”的启蒙。

我小时候的家，在一栋六层高的老旧木结构建筑内，中间有一个漏光的天井，大家需要走步梯上下楼。我们一家五口，还有一位从乡下跟过来的老人家，说是帮佣，其实跟家人一样，她看护我们长大，我们也当她是家人。

当年我父母在经济方面是很有压力的：我爸一个人打工，一个月赚两三百块。那时候，我们家跟香港大概98% 的人一样，属于“月光一族”，赚多少花多少，留不下一分。广东话叫“餐揾餐食餐餐清”。

当时父母做的一件事，我觉得对家庭特别有帮助，那就是我妈去当了“二房东”。她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都租出去了，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一个角落。爸妈常常很自豪地说，“我们赚到住”，意思就是不用另付房租了。这样，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一点。

在当时，很多家庭的生活都比较一般，孩子多，没办法，所以老大就随便上个学，读完之后就要出来打工养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我记得很清楚，我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哪怕家里很穷，过得很辛苦，也让孩子尽量读书，尽量多受教育。他们觉得教育是孩子未来出人头地的主要基础，而且身体力行，自己省吃俭用，让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家，有一个安稳的学习机会，没有很大奢望，只希望孩子都能把中学读完。

我们住的地方，是潮州人聚居的区域。潮州人人强马壮，而且很团结，你要是打了一个潮州人，整条街的潮州人都会出来帮他打回去，不管对错。潮州人在这个区域办了个学校，叫“潮商中学附属小学”，就在我家附近，不用过马路，拐个弯走两分钟就到。所以我们家姐弟三个都去这个学校上学，不花路费，不浪费时间，父母也安心。

我记得很清楚，小学校长关汪若老先生是我同乡，同是南海县人。他是一位非常儒雅的老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口渴的话，喝热水最能解渴。他的部下基本都是潮州人，教务主任是潮州人，学务主任也是潮州人，其中还有很多是以前打日本的军人，跟着来了香港，同在这所学校任教。所以我们当时都不懂，为什么有的老师看上去英气勃勃，不怒自威，原来人家是战场里杀出来的军人，经历过战争，是保家护国的人。

邻居福建人杜太太的儿子叫“汉哥”，杜太太曾自豪又含泪地说：“我儿子回国去做大事了。” 我们问她：“去干什么大事？”她说：“去建长江大桥了。” 原来他是去参加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杜太太送儿子去了南京，汉哥也再没有回香港。虽然我当时人小不懂事，也没见过世面，但这件事深深记在了心中。

我父亲有一位同乡是有钱人，因为战乱也辗转来了香港。他把钱从乡下带来香港发展，开了间小型地产公司，投资房地产。我老爸在这个公司做出纳，另一位同事负责搞地盘、卖房子、收钱兼晚上做保安。

当时这位有钱的老板有两位太太、14 个孩子。眼看这 14 个孩子到了读书的年纪，但老板对香港教育非常不满，对香港的学校也不满意，所以决定自己办学。

他很有远见，有一天就跟我老爸讲：“你去读书，我知道你是一个文人，原来是想做老师的，因为战乱才屈就做了出纳。现在有个机会，我想自己办学，但是校长必须有香港认可的大学学位。”

老板希望我爸先在香港读一个大学，拿个学位。他自己办学的时候，可以先聘请一位有教育经验的人做校长，等这个人一退休，我爸就可以接班了。于是我爸在取得学位后就去了那个学校教书，当教务主任。这样一来，我爸不再做出纳，而是做他喜欢的事，而我们家的经济也因此好了一点。

我父母都是经历过战乱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稳定且能养活自己的职业，所以父亲一早就为我们三姐弟指定了三个“师”的职业：老师、工程师、医师。

姐姐成绩优异，年年考第一，后来考入香港大学英文系，是做老师的不二人选。最后如父亲所愿，姐姐毕业后在这所私立学校任教两年。

至于我，因为小时候常常跟弟弟下棋，甚至把棋盘都下烂了，我就身体力行自己动手，拿了胶带、厚纸板出来，咔咔一通，制作出一个新的棋盘。父亲在一旁看到，当即认定，这个孩子就是“工程师”啦。

自然，我弟弟就被寄望于做“医师”了。

现在想来，儿时的生活圈，藏着最真实的时代模样。这些星星点点的见闻，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的认知。世界从不是单一的模样，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坚守，都是生活的答案。我也是在其中慢慢学着观察周遭、感受时代，这也可能是让我一直保持旺盛好奇心的最初缘由。

二、严苛磨砺出成长，混乱中学会找方向

因为我老爸觉得我应该去学工程，就通过一位老同学的关系，把我介绍到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我顺利通过了考试，进了这所意大利天主教会办的学校。

教会当初办校，不是为了教技术，而是为了照顾二战后的孤儿，那些无家可归、没人管的“野孩子”。这些孩子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教会就到处募捐，建了学校，让他们寄宿读书。所以，“寄宿 ”不是因为它是技术学校，而是因为那批孩子根本没家可回。

可为什么它后来变成了工业中学呢？很简单—这些孩子读完书得自己养活自己，必须一毕业就能做事。所以学校就设了“三工”：金工、木工、电工，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孩子学完就能去大一些的工厂当学徒，比如当一个车床厂的技工或者是电工，木工可以做桌子、椅子等家私。我当年是学金工的，就是负责车床、烧焊、龙门刨床这些重型机械。我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学这个，反正就做了这事。

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非常吃香。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香港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所以有很多这种工作机会。电工更是抢手，船厂、大东电报局都抢着要，当年一请就把我们班同学“一锅端”了，其中一个同学还做到大东电报局技工的头，管 2 000 多名技工。

所以这所学校既是中学，又是技校，走的是“双轨制”：学生一边要参加香港的中学文凭会考，一边要学一门手艺。到我们那会儿，生源早就不是孤儿了，但“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的传统留了下来。学生一半是家里条件差的，想早点工作；另一半是家里条件好但“不听话”的，被送来“修理”。所以这学校，既教人谋生，也管人规矩。

学校的环境对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影响巨大。为什么？特别严格！在体能跟规矩这两方面的训练非常严格。比如，你不能带食物进学校，学校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能因为你有钱就可以多拿点菜。吃饭的时候，每个饭桌坐 8 个学生，每人都有固定的铁椅子，椅背上标有号码，大家按号码入座。吃饭前全体起立肃静，铃一响就开始，限时半小时。饭菜是配给的，吃得快才能多吃，吃得慢的根本抢不到菜，最后连汤都没有，只剩茶。我刚进去时只会用勺，还不怎么会用筷子，在我还在摆弄筷子的时候，菜就已经被抢光了。后来我被逼得练得特别快，拿筷子的水平高到“差不多连苍蝇都可以夹住”。

我们对运动有很大的热情，不是因为热爱运动，而是因为踢球比吃饭好玩。

学校硬性规定每天必须踢一小时足球，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风雨无阻。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磨炼我们的个性，发泄我们的精力。我们也很守规矩，每天下课后就去踢一小时足球。

怎么踢？两个操场，500 人一起踢，每个操场 250 人。如果每队 10 人，每个场上就有 20 多支队伍，同时有 10多个足球在滚。球场不分区，只有两个球门，但我们学会了在混乱中找自己的球。

办法是看方向、认颜色、辨人群。看到一群人往某个方向跑，就知道那里有球；再看是谁在抢，如果是自己队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过去。我们在混乱中找到了模式。

我们年纪小，六年级才 10 岁、11 岁，身高一米二到一米四；大哥哥有一米七八，球技又好。他们在球场上一抬腿，我们就被踹飞。但我们就这样抱着头冲啊踢啊，等长大了，又带着新来的小孩重复这个过程。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欺负。

我在那儿 6 年，从小学六年级读到中学五年级，学会了如何在混乱中找到方向，保护自己。

每个星期天老师还会带我们行山远足，我们的足迹遍布香港仔和港岛南部的小山脉、小水塘，我们甚至会攀爬至太平山山顶，再从那里返回学校。有时候，老师还会带我们一两百人，从山顶出发，登上西高山，再一路走回学校。 目的很明确：让我们充分运动，释放精力。但无论多累、多兴奋，一回到学校，立刻恢复“不准讲话”的规矩。

如此种种，我们度过了一个守规矩但也很开心的中学时期。

现在回想起来，童年幸福与否与拥有多少资源没有多少关系，而与拥有多少自由度和是否开放的环境有关系。我们当时条件并不好，却依然寻找到了乐趣和优点。现在的孩子拥有了充分的资源，却在需要让他们释放天性的空间里设立了太多规矩。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校园霸凌和青少年抑郁的事件。这很让人痛心！

三、远赴英伦的 26 天海上旅程：打开未来发展之门

17 岁被学校选中远赴英国当学徒，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当时学校认为我们已接受工程训练，在香港已能打工；而英国也有成熟的学徒制度，所以送优秀学生去英国被视为最高出路。

校长每年都会联系英国的大公司，争取学徒名额。他很受英方信任，对方也认可我们学校的学生。每年只挑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派去，直到校长离任，这条路就断了。

那年我和另一位同学被选中。我们和父母对“学徒”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是出国。但没钱怎么办？校长早有经验：安排我们坐船去，通过校友关系，争取到船上的两个工作岗位，每天的收入跟食宿费用相抵销。我们以“船员”身份登船，在苏格兰货轮上干了 26 天活，名字还登记在船员名册里。船上的工作内容很轻松：我同学做电工，换灯泡、修马达（ 即电机）；我被分到“金工”部门（实为做机舱杂务）。金工的老大是一个资深船员，船上有哪个零部件搞不定，给个图纸，他就马上能做出来，很厉害。他担心我年纪小（才 17 岁），危险操作不敢让我碰，每次有重活或高风险任务，就找借口支开我：“小关，帮我回车间拿工具。” 等我回来，危险部分早已干完，只留简单活给我。他其实是保护我，怕出意外—毕竟我又穷又小，真出事没人担得起。

这艘是高速货船，时速二十几海里, 几万吨级，主要运特殊货物，比如制造肥皂用的棕榈油原料。船上配有车床、热管系统（ 防止液体在欧洲低温下凝固），技术工种多，设备齐全。

船上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甲板铺着沥青，在红海的高温下，船员真能在甲板上煎鸡蛋—蛋一打上去就熟了，当然不能吃（下面有沥青），但足以证明酷热。在船上我还第一次见到了飞鱼：从水里冲出，滑翔很长一段，像鸟又像鱼。当时没相机，只能靠记忆。

饮食方面，我们虽是最低等级船员，但必须和船上的大副、二副、大车、二车等干部一起在干部餐厅用餐，穿衬衫、外套，学习西餐礼仪。他们耐心教我用刀叉—怎么稳稳叉起豌豆不掉落，如何切割。起初我觉得很难，后来熟练了。

伙食全是西餐，因为考虑到香港小孩没米饭吃是不行的，每周偶尔有一次炒饭，大家都抢着吃，连外国船长都喜欢。有趣的是，服务员总给我和同学盛特别大份的饭，引得其他船员打趣：“为什么小孩的份比我们大人的King  Size（特大份）还大？因为小孩拿的是Queen Size（大份） （当时英女王刚刚继位）。” 这玩笑，我至今记得。

航程 26 天，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穿越风浪最大的英吉利海峡，最终抵达伦敦东印度码头。

货轮上 26 天看似艰苦的船程，让我既新鲜又激动。而走出去的意义，不仅是眼界的开阔、认知的提升，也是我工学相长的实践—那些走过的路、干过的活儿、见过的人，以及他们对我的爱护和教导，都成为我人生的养分。

四、关于教育的反思：什么是赢在起跑线？

现在很多家长讲“赢在起跑线”，但其实误解了“赢”的本质。很多家长拼命给孩子报兴趣班，以为早起步就是赢，但这只是“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赢”。真正的赢在起跑线，我认为有几点。

第一，给空间，让孩子有见识。我们家比较穷，也没有足够财力供我们读完中学后上大学，更不要说到外国学习了。但是我姐姐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中学开始就帮别人补习，一直到上香港大学，还得到补习客户的主动加薪，基本上是她自己供自己读完了香港大学的课程。我父母在这方面都是持开放的态度，更不会说女孩子为什么读这么多书，中学之后快点去打工供老二、老三读书—这是当时好多重男轻女家庭的做法。后来轮到我有幸被学校选拔去英国剑桥一个公司做学徒，父母也是二话不说全力支持，我最后也能够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我和我姐不成为家庭的负担，我爸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心全力支持弟弟，并开始有底气考虑能否自费送他到外国读书。这种之前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可以付诸实行。

第二，找到孩子的兴趣点。一旦有了兴趣，不用你追着他学，他会主动追着你要更多机会。我的兴趣就是看小说，小说比教科书有趣得多，或者不是教科书的科普书，比如当时有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非常好看，有包罗万千的知识。我一有空就看这套书，从中得到很多以前都想不到的知识。这套书不是沿用教科书的结构来说明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而是用有趣的问答形式，这让我十分着迷。武侠小说更是这方面的表表者。后来我又拿到老爸的《七剑下天山》，一整套书，和姐弟轮着看，抢着看，甚至倒着看。梁羽生写的《七剑下天山》，每一章都有一个对联，这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中文对联的魅力，也让我对诗词产生了好奇，并埋下了兴趣的种子。金大侠当年在报刊上的每日连载，如《射雕英雄传》，我每天去我姨妈（表弟）家里追着看，因为我们家没有订那份报纸，但无阻我每天放学之后去追更的热情。

第三，培养思维方式。不是灌输知识，而是教会孩子在实践中如何思考、如何独立判断、如何采取行动。现在很多家长被“虎妈”、“虎爸”、补习行业误导，以为拼钱、堆课程就能赢—你家孩子上 5 个补习班，我家上 15 个， “补到死”。这种做法，孩子学到的只是应试技巧，不是思考能力，更谈不上独立判断。真正决定长远发展的，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思维方法，有没有机会自己去测试和应用这种思维方法。

在中学寄宿时，我因为看了不少武侠小说，每天晚上吃过饭去散步的时候，意外开启了一个讲武侠小说的活动。这个活动有没有培养我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并不好下结论，但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通过别人对某些事情的爱好和兴趣（ 比如听武侠小说故事，其实学校是禁止看武侠小说的，但我是在业余时间看的，都记在脑子里，不让看不等于不让讲），我自己可以变得很有影响力。通过讲武侠故事，我们形成了一个小的社团，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听我“说书”。而且不一定只有我班的同学，到最后，连校长也来听了，也没有禁止我讲故事，我得到了继续讲故事建立影响力的机会。这个过程，对我后来做副班长、成为跟校长抬杠的代表，也打下了基础，也让我在早期感受到一点领导力的作用。历史上的各种发展，实际上跟风云人物能否把故事讲好也有关，这可能也是我得到独立思想的第一步。

第四，父母的兜底和把关—提供好的环境，保护孩子，让孩子在危险时有能帮助“逃命”的工具。

身为家长，我在这方面也有切身经历和感受。我的独生女儿在毕业前，决定先gap一年 , 跟几个小姑娘去印度旅行并环游世界。这个决定把我这个当老爸的弄得心惊肉跳。我就问我当时在BTR 的老板：“如何处理这个难题？” 我的老板就问：“你相信你的女儿是聪明的吗？”我说：“应该聪明，大学也考上了。” 我的老板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问她有没有独特的智慧审时度势，知道何时需要逃跑安身保命？”“应该有这个能力！”“那你就要给她一个逃跑的工具。”什么是逃跑的工具？我决定给她一张附属信用卡，全世界都可以用，这样她有任何情况都可以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这个信用卡派上用场了。她在印度新德里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说是有个紧急需求。原来，过去几个月，她跟同伴在印度小城市都住一些小旅馆，每人每天 1 英镑，到了新德里就很想住一个比较好的饭店，可以洗洗澡吃吃喝喝，于是紧急打电话来请示是否可以使用这张卡—对她来讲也算是紧急。我哈哈大笑说，当然可以。这张信用卡她直到 40 多岁都在用。一个好处就是，我跟我太太都知道她每个月的个人花销用在何处，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长远维系。

父母兜底，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一点需要以对孩子的了解为出发点，知道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父母兜底，而且知道这些资助是如何帮助他们健康发展的。当然，这需要双方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父母的赋能有机会让这个沟通变得更实在，从而给孩子一份暖暖的安全感。我并不是鼓励孩子们啃老，凡事都依赖父母，他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养活自己，父母只是把关和兜底。

反观现在很多孩子，人生被家长安排得太满：“我要你当医生，因为我没当成；要你当律师、教授、富豪……”这是把自己的遗憾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没有空间去探索“我适合什么”“我喜欢什么”，只知道“爸妈要我成为什么”。

我自己也是被干预的：我爸觉得我“ 比较笨”，说“做工程稳当”，我就一板一眼读工程专业，去英国当学徒，后来读到无线电工程硕士。过程顺利，但我对这行并没有热情——能做，但不喜欢，考完试就全忘了，说明内心没真正投入。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校长，误打误撞有了机会：被派去英国当学徒（虽然当时不知道学徒其实是公司最底层的，干完才能转正），坐货船横渡大洋，大开眼界。校长出于好意，认为“优秀学生就该去英国”，前后送了七八个人出去，有人因此改变了命运。

但最终成不成材，还是要靠自己。家长、老师可以给机会、设路径，但如果孩子自己不“给力”，连生存都难，更别说成材。

所以，真正的“赢在起跑线”，是给孩子空间，让他们去发现自我，在尝试中找到兴趣和方向。

《看高一线》

关明生著

2026年8月

中信出版集团

阿里前总裁、首任COO关明生先生 最新力作！70余年人生沉浮缓缓道来，跨周期商海智慧满满沉淀，当迷茫、纠结、看不到出路时，我们需要做好一件事：看高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