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新政策，对粮食市场进行大力调控，旨在稳定粮价，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这些政策有效地巩固了国家粮食安全，但也人为压低了主要调控品种的价格波动率，并引发一系列效应。不同于金融衍生品的波动率，国内粮食现货的波动率形成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政策市”是粮食市场整体波动率降低的根本原因。近些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进行了托市收购政策，以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价格过分下跌。由于国家收储通常数量巨大，甚至是无限收购（敞开收购），基本实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通过托市收储了大量货源后，在粮食供应淡季或者价格过快上涨的敏感周期内，又通过市场拍卖、轮换或“定向销售”等方式增加了市场供应量。同时，国家抛售价格通常要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成本价，能够直接压制价格，从而实现封顶效果。国家的严格干预，使价格运行的箱体相对于基本面自发调节下的价格箱体大幅缩窄，也抹杀了市场的预期空间，波动率自然大幅下降。

高库存是托市条件下低波动率的客观基础。库存充足，供应大于需求，市场价格就难以过分上涨，只能在托市价格和托市溢价边际形成的底部区间寻求浮动空间。庞大的政策性库存将加大政策市箱体效应。相反，低库存条件下，即使高政策管制也难以过分限制波动率的提高。2010/2011年度的国内玉米市场就是这样，该年度国内玉米产量恢复性增加，但由于上一年度库存（特别是国有库存）巨幅下跌，以及国内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和进口玉米的成本大幅提高，各类投资者既看到严重的供不应求矛盾，也看到了低库存情况下政策管制能力的严重下降，看涨情绪持续高涨。而有关方面为补充国有库存恢复政策话语权从而支持国储系统加强收购，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玉米价格的上涨。短周期库存水平对波动率有着更为明显的负相关效应，低库存引发高波动率，高库存压低波动率，这是现货市场价量关系以及市场情绪波动周期的直接体现。

自给自足是国内粮食品种维持低波动率的又一主要原因。国际农产品市场高度市场化，金融属性较强，波动率明显高于国内主要品种。自给自足且相对封闭的供需环境，主动切断了波动率的相关性，这是国内谷物市场的一致形势。但对于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豆类品种，以及进口日渐增加的软商品（如棉花、白糖）来说，市场波动率随国际市场浮动较大。

消费属性作为下游市场的波动率传导纽带，对上游初级农产品波动率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口粮品种由于人口变更和消费习惯的稳定性，其消费缺乏弹性，对上游产品需求的波动较小。另外，由于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念，口粮品种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色彩，政策管制更加严格。例如小麦价格在上市前一年多就公布了政策收购价，以指导市场价格箱体运行，而面粉市场的低弹性特征也注定了小麦这个消费单一的原粮品种缺少来自下游波动率的干扰——除非饲用消费比例大幅提升至一定高度。

对冲工具与现货品种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在我国，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处于发展初期，缺少对农产品波动风险的有效对冲工具，仅有的期货市场也只是对价格波动的对冲工具而已。即便是期货，往往也因为交割难度而人为限制了期现市场的联动性，有些不易实现交割的期货品种波动率极高，而对应的现货品种则浮动很小。在一个容易实现交割而且市场赋予较大期货升贴水的现货市场，期货对其波动率的反作用会更加明显。例如2011年春节前后玉米期货的高波动高升水，为贸易企业大规模抢收现货提供了机遇，导致了玉米现货的反季节上涨。

影响波动率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宏观经济自身的剧烈波动会通过金融属性和市场情绪来影响农产品的波动率，利率的变化会通过成本渠道输送给农产品波动率，恐慌和贪婪会通过库存周期和市场心理周期来放大农产品波动率，而运费补贴、加工补贴、限制收购等政府行为也会通过政策渠道干预农产品波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