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 展

 若选择历史作为衡量时间的尺度，30年或许只算作“弹指一挥间”，但回顾其间的沧桑巨变足以令每个中国人铭刻于心。自上世纪90年代初设立，国内期货市场虽仅走过十多个春秋，但令人欣慰的是，其增长速度不仅与中国宏观经济保持同步，其发展路径也遵循着市场改革的阶段性思路。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高度指令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消融，商品开始自由流通并迅速成为活跃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角，市场价格调节机制所体现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得以初步显现。但由于受当时经济地理条件和信息传导不畅等因素制约，运输和交易成本过高造成许多商品无法在不同地域间有效流通，进而导致商品价格体系出现紊乱。为此，政府基于梳理价格形成机制的主旨出发，考虑引进境外商品期货市场制度，以达到促进集中竞价交易和平抑过度波动的目的。尽管当时品种标的选取和投资者教育工作有所欠缺，但因政府注重对市场规范整治力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期货交易极端非理性行为，有效维护和稳定了市场秩序。

从行业发展的脉络来看，自1988年开始研究，中国期货市场经过21年的发展实现了三个质的飞跃：第一个质的飞跃是解决了“规范”问题，解决规范就是解决了信用问题，尽管当时有些制度我们不是很理解，但今天来看，正是有了这样的信用制度期货市场才有了大发展。实践证明，现有制度规则体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与前几年相比，监管层和交易所都在不断致力于推进市场风控机制建设和完善，充分运用制度规则和先进技术增强对市场风险（系统性和非系统性）评估和监控。目前国内有非常严格的保证金封闭存管制度、净资本管理、严格的限仓制度、一户一码制度、严格的内控和风控体系、交易所独特的交易交割体系等，为整个行业和市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此外，当前期货品种上市在国务院很快就获批准，股指的推出应该也是大势所趋，规范的基础上有了规模，现在社会对期货市场的认识也有了发展。在“规范”的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期货行业实现了第二个质的飞跃，即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监管层2008年提出为产业经济服务，这实际赋予了期货市场作为服务国民经济主体的明确定位。随着期货公司分类监管工作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期货行业信誉体系建设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期货公司摆脱了原来传统营销模式，通过做大做强并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衍生品金融服务机构，可以说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实现的第三个质的飞跃。

目前中国已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尽管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我们看到，品种上市创新的步伐日益加快，无论是市场规模、结构、流动性，还是品种活跃度都在不断提升和完善，期货市场已初步具备为国民经济和实体产业服务的价值功能。

功 能

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引领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步入经济持续修复的阶段，其中最大贡献者当属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在全球率先突围，而欧美到去年第三季度GDP才转正？难道仅仅是因为欧美衰退的严重程度远甚于中国吗？事不尽然，国内外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除了经济周期不同步之外，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由于本轮危机的属性不同决定的，即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是金融危机蔓延传导到实体产业的危机，而中国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遭遇的一次全面的产能过剩危机。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救金融，中国在救实体。由于目前衡量经济的主要是实体类指标，而缺乏衡量金融系统的客观测度，因此如果以GDP等实体指标来衡量，中国在时间上会率先突围。

我们认为，中国期货市场正发挥出映射宏观经济运行的载体职能，究其原因，目前上市的期货品种，涉及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大宗原材料商品领域，已基本覆盖中国实体经济中各主要行业和相关产业链，而各种产业又与区域和国民经济紧密相连，因此期货市场用1000亿的资金撬动了上万亿的产值。因此，在宏观环境日趋复杂，以及商品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成为经济运行常态的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增强自身对宏观的认识。随着社会各界对期货市场的功能和共识进一步明确，出现了机构投资者、实体产业客户和自然人投资群体三者同步进入市场的格局，进而导致商品价格波动更趋复杂。目前大部分商品价格年波动率都在50%以上，但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年利润率在10%以下，因此企业具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其对冲保值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

另外，中国作为快速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首要代表，原油、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非常高，“中国需求”更是被设为外部炒作的热门题材。我们知道，价格发现功能是期货市场的最大价值，而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国家竞争力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本轮金融危机之所以强度如此之大，是因为无论从全球金融市场到商品市场，定价权都在美国，而以美元为计价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其定价权地位，全球定价权就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综合而言，对于中国这样新兴崛起的国家，凭借自身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参与国际性经济、金融政策决策的话语权逐步提高。而中国作为众多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自身商品定价权的重要性已经显露，商品期货市场良好发展一方面既能发挥其实体经济“护航”功能，另一方面也会增强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定价权，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建 议

打造“中国市场、全球客户”战略目标

一方面，在本轮全球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宏观决策力吸引全球瞩目，中国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强大引擎，全球宏观地位的不断提升对于中国是大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上海在全球原材料商品定价的中心地位也显著增强，其影响力正日益凸显，但是“中国定价”不能以高溢价支付为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后全球实体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将赋予大宗商品在各类资产类别中更高层次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制造业在GDP构成中占比七成），决定了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国家经济的战略意义。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商品期货市场更好更快发展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从金融视角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资本输出大国。因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要管理的不仅是内部风险，很大程度上趋向全球风险管理。为此，中国需要仿效和学习美国模式，建议在制定“走出去”、“引进来”政策时，逐步创造吸引全球客户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制度条件，着力打造“中国市场、全球客户”中长期战略目标，即实现商品的中国基本面，就是全球基本面，研究中国，就是研究全球，而这正是由中国经济结构和世界金融版图发展趋势共同决定的。

坚定严格监管，提升行业信用标准

实践证明，现有期货监管制度规则体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与境外完备的信用体系不同，国内金融市场信用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央行等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并取得了长效进展。对于期货这一特殊行业而言，期货公司通过一定的杠杆比率管理客户资产，存在较大的风险敞口，保证金监控中心的设立和净资本管理的实施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极大提升了行业规范和信用水平。因此，加强市场监管的方向是正确的，建议更加注重对期货中介机构各种客观数据的监管，对投资者实行诚信监管，对从业人员实行合规监管。

稳步发展机构投资者

事实上，期货市场服务主要分为两端：一端来自风险卖方（特别是企业）的服务，另一端来自风险买方（投资者）的服务，后者因承载风险而获得补偿（即风险溢价），两者同步发展才能实现动态均衡。然而，相对国际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期货市场自然人投资者比重大，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相对缺乏。众多的投机成分容易阻碍期货市场形成权威性的价格体系，在某阶段期货市场价格机制容易发生扭曲。而机构投资者的进入能够起到平衡市场投机力量、纠正市场价格偏离、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完善期货市场定价机制的作用。因此，中国期货市场需要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国内目前已经具备试点机构投资者的内外部基础和条件，这是体现期货市场定价机制的需求，是培育期货市场正确投资理念的需求，是对专业投资理财服务的需求，是对专业投资者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是提升期货市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

支持和推进产品创新步伐

2009年，国内期货市场成功上市钢材、早籼稻和PVC等三个期货品种，这表明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和实体产业的价值功能。随着市场客户结构的日趋完备，商业持仓（企业）提供了市场的深度，投机持仓提供了市场的流动性，中国期货市场大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和推进，不仅是基础产品要上市创新，同时也需要探索商品期权、金融衍生品等规模产品的创新；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上需要寻求突破，如近月合约活跃度、持仓限制、套保申请、交割等规则制度的修改和完善，24小时电子交易系统的创新等。当市场容量、结构、流动性等指标均达到一定程度后，期货市场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进而推动大宗商品真正实现“中国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