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经济也是一波三折，先是1983—1985年的强劲扩张，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接着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压力下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随即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这样，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所造就的大量过剩资金便在缺乏投资机会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造成价格的虚高。此后，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卢浮宫协议”应运而生，紧随而至的“纽约股灾”，引起了国际市场的恐慌，日本政府因担心提高利率会引来更多国际资本，推高日元从而诱发经济衰退，便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日本经济体系中到处充斥着廉价资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随之急剧膨胀。

　　为了阻止价格的这种过快上涨和可能引致的通货膨胀，日本银行不得不改变货币政策方向，自1989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上调央行贴现率，并要求大幅削减贷款。终于泡沫破裂，日经指数从1989年12月最高38916点，跌至1992年8月的14309点，跌幅达63%。房地产价格随后也一落千丈，从此，日本经济开始了漫漫萧条路，史称“失去的十年”。

　　而同时期的中国台湾股市也滋生着泡沫，自1986年10月开始，中国台湾股市进入了牛市状态，虽然1987年遭受全球股市下跌冲击，但长牛行情不改，市场热情急剧膨胀，并于1990年2月创下了12495点的历史新高。此种前所未有的泡沫式疯涨使得台湾股市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场所，任何人随机选择一只股票，便能获得平均8.5%的月回报率。

　　面对疯涨的股市，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市场流动性过剩状况逐渐逆转。随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台湾股市终于从1990年2月开始一路暴跌，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由12495点狂泻至2485点，跌幅达80.40%。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初，索罗斯狙击泰铢，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那次危机受多方因素共同影响，包括了国际游资、外债结构、外汇制度及政策、经济增长方式、市场体制发育程度等等，演变的过程也十分复杂。在泰铢波动下，东南亚各国货币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更是两度受到挑战。

　　1998年8月初，随着国际炒家对香港的新一轮攻击，恒生指数一度跌至6660.42，比1997年7月的16365点，下跌逾60%。另外，由于俄罗斯卢布也受到狙击，俄罗斯政府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带动股市、汇市急剧下跌，股指从1997年10月的571.66点到1998年10月的37.74点，跌幅达93.4%。此外，在该风暴中酿就股灾的还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跌幅分别为79.6%和67.70%。

　　2000年二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

　　在二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除美国以外的日本、德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均陷入了长期萧条。受此影响，各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涨期，并同时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三大目标，成就了许多美国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黄金八年”。但是，新经济所依托的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同时造就了股票和债务的过度投机性繁荣。随着各类债务的飞增及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再加上世界需求低迷的加剧，终于迎来了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之陷入危机，并拖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经济的衰退。

　　那时正逢中国台湾2000年“大选”前夕，股价指数再破万点，2月17日达到10202.2点。但民进党陈水扁当选后，股市经历了一段盘整后即开始下跌，10月台湾宣布停建“核能四厂”后，岛内经济急剧振荡，2001年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衰退，股指也于10月3日跌至最低3446点，跌幅逾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