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见到南华期货总经理罗旭峰，都被他对期货一往情深的热爱所感染。2018年，中国期货业双向开放加速，作为我国期货业领军企业的带头人，感受到哪些行业趋势和机会？本土期货公司该如何迅速适应国际化，勇立潮头？在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召开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罗旭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若从1988年启动期货市场研究算起，也是期货市场建设发展30周年。罗旭峰在期货行业里深耕25年，作为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副会长，他也参与了我国期货业的顶层设计。可以说，他的人生和期货市场的发展紧密相连。说起期货业发展历程，罗旭峰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盲目发展、清理整顿阶段。二是2006年以后，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第三阶段”（CEPA3）框架下，期货公司开始走出去。如今已有三四十家。先行者们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了解了海外的规则，熟悉了当地的市场状况，为我国期市进一步国际化攒了“积分”。三是2016年以后，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背景下，既走出去又引进来的历史大潮扑面而来。

我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而更开放的经济，需要更有效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期市国际化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象征性指标。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原油、铁矿石、PTA三个重量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开局良好。“开门做生意，形成中国价格、发出中国声音，这不仅需要市场的开放，中介机构的双向交融也非常重要。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放，既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既有中国企业、中国投资者，中国交易所，中国的品种“走出去”，也要有海外的投资者，中介机构，先进的交易理念、交易策略进来，以及各种各样跟交易有关的要素相互融通。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是一个有韧性、强有力、打不垮的经济体。”罗旭峰说。他判断，未来中国期货公司将加速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依照《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外商进入中国市场设立控股或是独资的期货公司将会越来越多。未来几年是国内外市场加速融合的过程。

在“走出去”方面，南华期货行动比较早，整体进展顺利。2006年设立了香港公司，2015年设立了芝加哥公司，2018年新加坡公司开张，10月份又成立了伦敦公司，已经在亚洲的金融中心，美洲的衍生品中心以及欧洲的金融中心都有布局，为下一步24小时交易的跨时区无缝衔接做准备。“海外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中国期货市场。局部市场不能成为世界级资产，只有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才有可能是一个被大家广为接受，价格有公信力，市场定价功能完备的市场。期市国际化一定会加速推进。”罗旭峰说。

提起今年期货市场的变化，罗旭峰感受到两点。一是中国期货衍生品市场在深化，尤其是风险管理子公司的发展是亮点；二是量化交易等期货行业Fintech技术正在兴起。

罗旭峰表示，发达经济体，对衍生品市场都是非常重视。世界500强企业当中，约有93%企业都在积极运用期货衍生品市场来规避风险。海外衍生品市场的场外跟场内的规模是9：1。而我国的场外业务规模刚刚起来，去年做了3000多亿。今年估计规模大一点，但也会不到6千亿。与海外相比，这一块的比例和规模都太小。世界著名的交易所，都是从现货走向期货。在演进过程中，根据市场的客户需求，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贸易的形式，然后慢慢变成交易对手方，接着逐步开始走向场内。

在这个过程中，做市商业务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形态。比如在现货贸易当中，主要的供货商，大的贸易商，都有可能会成为核心的交易商，向下游中小企业供货商进行分销。它会有一个报价，相当于形成一个做市关系，逐步形成后面做市商模式。期货交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引进消化工作要做好。期货交易进入中国，它已经是一个场内交易模式。相比较于境外的业务链形成历程，它要短的多，也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期现业务是脱节的。而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业务的细节和衔接性。它的场外业务引进消化的好，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新加坡的掉期业务，如铁矿石、原油的掉期业务等，就都做得非常好。做市商模式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另一方面，期货公司通过风险管理子公司来发展场外衍生品，增加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能将场外的风险转移到场内来对冲。风险管理业务使得期货公司跟客户之间从一个纯粹的经纪代理关系，慢慢变成伙伴关系，服务对手关系。“有很多的期货投资者，期货公司教的是套期保值，他干着干着干成投机了，最后亏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不是一个职业渔夫，他顶多只能算是钓鱼爱好者。教他打渔，他有可能驾驭不了风浪，而出现了事故。全部怪罪渔夫，我觉得也挺冤的。对于期货公司来讲，我们更希望能卖鱼给客户。”罗旭峰幽默的解释风险管理子公司的业务模式。他表示，从整个期货行业来看，有经纪业务、风险管理业务、境外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四条线，其实相互之间可做一些组合，促进场外和场内市场的有机联系与发展，使得期货跟实体经济相连的那条血脉更粗壮，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服务能力的提升过程，需要期货公司以创新来驱动。这种创新就需要监管边界适当的模糊，不能太过清晰。因为行业在发展中，边界太清晰之后，会扼杀创新能力，窒息行业成长空间，因此，需要监管层把握“度”的智慧。

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对高频交易限制比较大。但是量化交易的技术演进是回避不了的事实。市场国际化了之后，境外投资者也同样会有这种需求。“我和欧交所老总交流过。他说 其实欧交所对高频交易也限制。但是限制比例大概是一天9.6万张，这个标准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者都不可能触碰到。即便出现足够的并发容量，最大峰值出现的时候也能够通得过。”罗旭峰介绍。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也就是90万左右的编码数，而同时具备高频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少之又少。因此，罗旭峰建议可以根据市场反应适放松，给市场以弹性空间。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期货衍生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的世界目光，更多的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营造便利的投资环境。游戏规则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促进市场走向世界，这需要牺牲一些自己的舒适度，做出一些变革和调整，让海外投资者能够接受市场环境，这是一个双向适应过程。”罗旭峰说，“我深信中国是未来的全球衍生品交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