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部分发达国家面临产业空心化问题，另有一些则面临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的困境，致使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而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催生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并成长壮大。

当前，发达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试图借助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但恐难如愿。

一、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弊端日益凸显

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减弱，欧洲经济陷入停滞，日本经济深陷多年的低迷态势，美国也不得不依靠非常规的政府干预手段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欧洲国家几乎集体缺席，美国虽在技术层面具有先发优势，但由于产业空心化，技术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已显疲态，无法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而提振经济发展动能。

美国市场经济面临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第一，产业空心化与制造业回流困境。产业空心化问题在美国尤为突出。早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便已意识到过度“去工业化”引发的严重后果，开始尝试扭转局面。美国政府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先后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三大法案的实施u，还频频制定关税保护政策以图“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实践表明，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产业配套不足等因素，诸多制造品已无法在美国本土为企业带来较高的回报率。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制造业的转移不会因美国的意愿而停滞，企业会在成本、效率、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因此，相关政策对美国“再工业化”的积极作用有限。

第二，产业结构脱实向虚，过度金融化积重难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后，凭借金融主导地位及繁荣发展来实现经济总量增长，但次贷危机暴露出经济金融化的弊端，美国通过减税、“再工业化”政策推动金融资本回流至实体经济。然而，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却使非金融企业持续扩大金融投资，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导致产业结构脱实向虚的态势更趋显著。

第三，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面临挑战。二战后，美国依托其雄厚的工业与科技基础，主导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巩固了以“微笑曲线”为特征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随着跨国公司在边缘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南方国家自身的产业升级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全球产业分工逐渐偏离传统的经济效率逻辑，发达国家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全球产业链可能朝着更加分散化、区域化且多重标准并存的方向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从政治层面强化关税保护，在安全领域扩大出口管制与科技封锁。实践证明，这种外部施压手段的效果日渐式微，甚至引发更多经济体的去美国化和抵制美元倾向。

欧洲经济则面临着信息技术发展落后、传统产业发展增长乏力等重大问题。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工业实力毋庸置疑，但数字经济发展却乏善可陈。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教育体系与数字时代脱节，课程体系较为传统，缺乏与技术和产业发展相适配的实用课程；

二是政府治理方式限制了初创企业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空间。欧洲的数字监管水平全球领先，但在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却奉行高度自由主义，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矛盾。政府仅对产业进行监管，却不对产业发展加以引导，必然导致企业的创新活力不足。在传统产业发展方面，欧洲同样存在停滞不前的状况。以德国的汽车产业为例，面对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态势，德国汽车业受困于燃油车时代的技术路径依赖，迟迟难以实现彻底转型。这导致德国汽车业在面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竞争时明显缺乏竞争力。

相比之下，日本的汽车企业丰田很早就开始探索向混合动力方向转型，从而使丰田的市场竞争力所受冲击相对有限。

对日本来说，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日本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政府与财阀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在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助力日本经济实现腾飞。但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财阀模式抑制经济创新的弊端日益凸显，大财阀抑制了中小企业创新，同时大企业的治理结构老化，“大企业病”成为一大顽疾。进入21世纪以来，夏普、三洋、东芝等知名企业相继被收购，折射出日本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竞争力减弱的问题。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日本排名第12位，落后于韩国和中国。

二、中国模式实现“弯道超车”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相较于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中国在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上仍存在不足。不过，在逐步追赶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这新“三驾马车”的优势，在某些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上，中国已从“追赶者”逐渐转变为“并行者”，甚至成为“领跑者”，部分产业也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

在推动新“三驾马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在吸收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开展制度创新，构建起新型举国体制。该体制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通过国家政策指引发展方向，依托国家力量统筹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同时，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新。具体而言，推动中国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首先，制定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和战略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念，全力维护科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保持科技创新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强调“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其次，组织实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性技术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在此框架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本地实践相结合，通过制订可实施的发展规划，将国家战略目标转化为区域行动方案。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在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创新的路径，凝聚地方政府间的创新合力。例如，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后，上海发布了《关于本市推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长三角产业技术研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长三角由此成为深耕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再次，坚持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市场化导向的创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我国持续完善财税、金融体制，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构建全方位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为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以及科技工作者分享科技创新成果创造有利条件。此外，我国致力于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创新活动中充分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主体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具有竞争属性的基础设施领域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并健全民营企业有序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长效性制度安排。

最后，积极推动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整体创新效率。与以国家主导、政府主责为核心特征的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更强调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政府、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与联动推进。ae它充分体现了政、产、学、研、用、金、中介等要素的分工协作，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制度化呈现。其运行主要依托三种机制：一是整合型创新生态机制，借助政府引导与市场协同，构建资源共享、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二是动态反馈迭代机制，通过快速试错和持续学习提升技术创新效能；三是双循环拓展机制，推动国内市场开发与国际市场联通，增强经济自主性与韧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了重大跨越。“十四五”时期，我国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全社会研发经费总投入与基础研究占比均达历史最高水平。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显著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进程明显加快，高技术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引擎。

近年来，我国“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光伏产品）的快速发展令全球瞩目。如今，我国外贸新动能已不再局限于“新三样”，涌现出更多高速增长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早在201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采购量就跃居全球首位，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但彼时国产品牌的销量仅约占国内市场的1/4；进入2024年后，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外资品牌，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仅用10年便实现了关键性突破。

三、发达国家难以复刻中国模式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持批评态度，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同样唱衰中国模式，认为其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自该书出版至今，如同众多“唱衰论”一样，被中国的发展现实狠狠“打脸”。与此同时，书中所看好的欧洲制度模式，也让作者的赞誉显得黯然失色。随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纷纷举起保护主义的大旗，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此外，美国和欧洲的政客与学者开始集体反思自由放任模式，主张借鉴中国的产业政策。

传统的西方产业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紧缩政策紧密相连。如今，面对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效仿中国的产业政策，试图通过政府补贴和保护主义手段推动本国产业发展。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出台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这三大政策法案，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干预。而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政府控股关键企业的方式强化对企业的干预。

2025年10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加强对美国关键战略领域企业的管控，以应对中国的新经济举措。这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产业政策的新时代，与其传统上秉持的“自由市场”和“开放投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2024 年，法国雷诺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德梅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面对日益严峻的产业环境，欧洲汽车业要想实现新的突破，其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借鉴中国的经验。欧洲应重新构建区域性的产业战略，并在此过程中参考中国的做法，建立一种“基础稳固、内容开放”的监管体系，为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制度框架。

然而，由于根本制度存在差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恐怕难以复制中国模式。相较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路径，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呈现出显著特征。它以党的领导为核心，通过统筹科技资源、进行前瞻性的基础前沿布局、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起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体制机制。同时，营造良好人才生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科技体制，推动着中国式科技创新发展道路行稳致远。而这些制度性条件，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均难以实现。

首先，西方选举制下的政治制度难以保障政策的延续性，无法像中国一样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发达国家具体的科技政策，往往会因政党轮替而出现断裂和摇摆，这使得政府在制定科技预算时承受着更大的党派政治压力。以美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为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削减了与清洁能源相关的预算并退出了《巴黎协定》。该协定也因美国政党更迭经历了“签署、退出、重返、再退出”的反复过程。这种政策的不连续性，对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次，西方政府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难以有效协同各个创新主体、形成合力。创新主体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很难围绕既定目标凝聚起创新合力，也难以充分发挥整体协同优势。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失败，其核心原因之一便在于公私合作模式的松散性。针对产业空心化与制造业回流困境，发达国家本应借助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研发平台、政府采购与税收激励等措施，协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培育区域产业集群，以降低制造业回流的结构性成本，重塑本土制造的产业配套能力，改变对关税和短期补贴的路径依赖。但现实中，债务压力限制了政府的支出能力，叠加不同党派、利益集团在财政资源的使用上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共识。

再次，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缺乏组织科技创新的经验和能力，难以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活动。私人资本在科技创新方面呈现出短视与逐利的特性；但相较于市场，政府参与科技创新的能力较弱，且政府资助模式难以对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干预。以美国芯片产业为例，其产能在全球的占比已从1990年的37%降至2021年的12%，主要原因在于该领域资本支出极高、回报周期长，导致私人投资不足。随后，美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并将部分科技创新产业“准国有化”，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

最后，发达国家的科研活动同样面临困境。在美国，民粹主义泛滥，原本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正遭受着日益严峻的冲击。而在欧洲，受政治右倾、经济压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过去，美国凭借其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投身其中，为美国的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非营利研究组织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在化学、医学和物理学领域荣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中，超1/3是移民。而今，随着民粹主义的泛滥，美国科学界正遭遇“寒潮”。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执政仅数月，就掀起“反科学风暴”：拆解联邦科研机构、强力打压顶尖高校、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会破坏美国自身的科研体系，也会对全球科学领域造成伤害。而欧洲虽试图借此机会大力引进人才，但由于科研人员待遇存在显著差距、经费协调需经成员国同意、科研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引才之路”并不会一蹴而就。

作者：

刘元春，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院长。

丁晓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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