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澳大利亚作出一系列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中方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中澳关系发生的这些变化对于大宗商品市场情绪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尤其对于黑色金属产业链来说，澳大利亚都是铁矿石和炼焦煤的主要进口来源之一，所以二者期现货市场都应声大涨。如何评估中澳关系的变化对于铁矿石和焦煤的深远影响，我们结合铁矿石和焦煤当下的供需基本面尝试进行剖析如下。

对焦煤的影响剖析

单纯从整个炼焦煤市场的供应来说，我国进口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根据2019年至今的数据，炼焦煤进口占总供应的比重基本在10-15%区间内波动，乍看之下进口依存度并不高。

但实际上从细分品种来看，我国进口炼焦煤的主要品种为（主）焦煤，尤其是多为低硫低灰的优质主焦煤，这对应的是国内产量比较少的煤种。根据煤炭资源网估算数据，2020年我国（主）焦煤产量占整个炼焦精煤产量的比重虽然最大，但也仅占约34%，而其中低硫低灰的主焦煤数量就要更少得多。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炼焦煤整体进口占比并不高，但（主）焦煤的进口占比其实已近三成，而优质主焦煤的进口比重就更要高得多。

回顾近五年的海关数据来看，我国炼焦煤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即澳大利亚和蒙古，其他国家的进口占比总和也就不到两成。没有疫情的冲击前，基本上澳大利亚和蒙古均分我国炼焦煤进口市场份额，但去年蒙古因疫情控制不佳而减量。虽然四季度我国已暂停进口了澳大利亚煤炭，但此前进口大幅放量导致去年澳煤再次成为我国炼焦煤进口的第一大来源。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海关就逐渐完全暂停了澳洲煤炭的进口通关。港口因此滞留了十余条进口焦煤货船，除极个别通关外，均未能实现落地后的通关。按照近几年的进口规模，完全暂停澳大利亚焦煤的进口将为我国主焦煤市场带来3000-3500万吨的明显缺口。而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进口增量弥补空间极为有限，且煤种也不甚相同，因此缺口填补的主要重任落在了蒙古煤上。

但今年蒙古因二次疫情控制再次不力，导致甘其毛都关口的主焦煤通关车数自3月下旬以来骤降，4月再次封国，而5月至今通关车数仍无法稳定恢复到百车以上。这就意味着不仅蒙古煤不能提供增量弥补澳煤带来的主焦煤进口缺口，反而还增加了近70万吨/月的额外供应减量。

所以对于炼焦煤市场来说，中澳关系的进一步激化，对于当下焦煤供需的环比变化并不构成影响，毕竟我国早已暂停进口了澳洲煤炭。但对焦煤市场预期却存在着较深远影响，基本导致市场普遍形成数年内澳煤进口都很难恢复的预期。而在蒙古疫情一再反复的叠加影响下，焦煤供应将主要依赖国产煤矿的提产、增效。但今年国内煤矿开工受到了安全、环保等政策的多重影响，也很难提供较显著增量（详情可参考我们此前的焦煤调研报告），从而最终形成了今年炼焦煤，尤其主焦煤这种较明显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焦煤期货对应的国产中硫主焦煤价格仍处于上涨趋势中，盘面虽有升水但策略上回调仍可持多。

对铁矿石的影响剖析

众所周知，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也是铁矿石进口大国，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已达到全球产量的近六成之多。但我国内铁矿资源较为贫瘠，供应主要来自进口，去年进口依赖度高达84%之多。而我国铁矿石进口来源国中，澳大利亚的占比高达六成，远高于第二进口来源国巴西。而从全球的铁矿石供应格局来看，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量也基本占全球铁矿石供应量的六成左右，也就意味着我国很难找到能够完全替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其他进口补充。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铁矿石目前对于我国钢铁行业来说还是必需的，这也是中澳关系如何变化大概率短期内都不会对铁矿石进口产生影响的原因。当然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粗钢压减政策，还是加快向电弧炉炼钢的转化，以及形成大型的钢铁集团提升采购集中度等等措施，都将逐渐实现我国钢铁行业对于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其他措施都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而粗钢压减政策仍将是今年决定铁矿石市场的关键。

对于当前已经涨过200美金/吨的铁矿石来说，主导市场的核心仍然是高企的下游利润和持续提产、复产的高炉。据我们估算，华东地区炼钢毛利已经达到1200元/吨及以上， 在继续追赶供给侧改革以后的高位利润水平。

在如此的高利润刺激下，钢厂持续提产、复产，对原材料的需求持续恢复，且对提产增效的优质原材料需求尤为旺盛，买单能力也十分强劲，因此以62Fe品定价的美金矿价已经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所以我们认为对于铁矿石这个品种来说，中澳关系变化所产生的更多是市场情绪上的影响，实际决定价格趋势的仍然是钢材价格趋势以及粗钢压减政策落地执行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