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财富？功成名就后的安迪·凯斯勒有时这样问自己，而答案的首选竟然是：逃脱。

资本市场上有勇气且有能力做出如此回答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事实上，无论是在物欲横流的华尔街，还是在冷酷无情的对冲基金丛林，凯斯勒都是一个异数。他不愿做利益的附庸，所以连摩根士丹利首席分析师的高位也弃之如履；他不想做股票的奴隶，所以在2000年网络股股灾发生前，抽身而退。

攻成不易，守成更难。从优秀的华尔街分析师到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恰是数次在巨大诱惑前罕见的“逃脱”勇气，使凯斯勒得以守持来之不易的声誉与财富，成就英名。

华尔街上的“圣杯”分析师

多年以后，凯斯勒仍为当初做出从摩根士丹利辞职的决定感到轻松。“我实在不是适合在公司里工作的人。”在踏入华尔街的第一天，他就对美国较大的证券经纪公司——潘恩韦伯证券公司研究部主管这么说。“我连套西装都没有，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懂技术。”

那是1985年，凯斯勒穿着褐紫红衬衫、宽松长裤前去潘恩韦伯面试。这是当时他最好的行头，也是当年刚流行的“科技怪胎时尚”装束。显然，他还没有做好从一名贝尔实验室的电机工程师摇身而为华尔街半导体行业分析师的心理准备，这身与华尔街格格不入的打扮使在路上碰见他的熟人大为吃惊。

不过，在研究部主管的力挽以及3倍薪水的诱惑下，他开始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进行咨询，并遭到其中一位的怒斥：“你是个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

就这样，26岁的凯斯勒撞进了华尔街的大门。

新的同事们祝凯斯勒好运，然而他的运气似乎糟透了。看上去华尔街的要求并不高——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即可，但在分析师生涯的头6个月里，凯斯勒似乎全错了。

凯斯勒错了什么？他在撰写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里，对芯片股给出了“持股观望”的建议，并在一周后修正为“卖出”。时逢1985年10月，行情火热，这个建议让上司大吃一惊。凯斯勒却认为芯片行业的复苏只是表象，由于此前两年产业过度扩张，加之日本厂商的低价倾销，其前景不容乐观。

这个大胆的建议得到公司一位以苛刻著称的重要客户的赞赏，却遭到股票经纪人愤怒的质疑。那些被建议卖出的股票还在涨，但凯斯勒不打算改变观点。他坚信，身为分析师，你必须比别人更早做出预测，而不是报道已发生的事实。

1986年春，芯片股开始下跌，并且跌到5年来最低水平。在过去半年里，一直忍受着嘲笑的凯斯勒终于得到了回报。曾经激烈指责过他的同事开始祝贺他；客户惊惶失措地询问他股价何时才能到底；《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商业周刊》纷纷采访他对产业的看法——入行不到1年的凯斯勒成了“当红炸子鸡”。

到了1986年7月，凯斯勒认为“芯片股大屠杀”已基本结束，对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提出了“买入”建议。然而，仿佛故事重演，就在当天，两家公司的股票双双下跌。一周后，英特尔公布了盈利数字：亏损1亿美元！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

真糟糕！市场看到了巨亏、关厂、裁员……于是英特尔的股价快速下挫，一直跌到16美元一线。但凯斯勒从这些现象中看到的是公司营运成本的陡降。1987年1月，芯片业整体复苏。英特尔股价一路走高，直到60美元。

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正在家里蒙头大睡的凯斯勒被电话吵醒。“赶快过来，你进入‘I.I.排名’了，电子业入选者。”

“I.I.排名”是上世纪70年代《机构投资人》杂志推出的“全美研究分析师排名”。杂志社每年5月将选票寄给机构投资人和券商，由他们选出每个产业的前3名分析师，结果于同年10月公布。这项排名被华尔街分析师视为“圣杯”，一旦入选，身价立即上涨。

凯斯勒开始接到挖角电话，但那些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公司不入他的法眼。认为分析师一旦成为投行业务的附庸，则会丧失独立客观的分析立场，也就失去了诚实的品性和投资人的信任。

1989年，新婚蜜月旅行返回纽约后不久，凯斯勒接到了全球顶级投资集团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主任的电话为了得到凯斯勒，摩根士丹利可谓下了“血本”。凯斯勒第一天参加公司晨间会议时才吃惊地得知，原来他的薪资水准相当于公司半导体股交易佣金收入的110％！而让其他同事更吃惊的是，凯斯勒既不是哈佛毕业，也没有MBA学历，学历只是“康乃尔大学学士”及“伊利诺大学硕士”，摩根士丹利以前可从未雇佣过这种背景的人！

让凯斯勒略感失望的是，大名鼎鼎的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部门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出色。不过，这样的境况对凯斯勒反而有利，因为经纪人渴望从分析师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中肯建议，所以，只要凯斯勒提出要求，他们都很乐意带他去拜见客户，走访公司。这可是凯斯勒最愿意做的事情！

他已经习惯了总是先知先觉地提出对产业前景的看法，然后忍受股价反方向运动的煎熬。在观点得到证实以前，在一片怀疑的眼光中，他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走访公司和机构投资人。有时他得面对投资人的怒斥，但他并不以为意，甚至他还偏好咄咄逼人的客户，认为这样会使自己保持机警，逼自己做好功课。

那时垃圾债券的炒作如火如荼，凯斯勒负责研究的半导体领域并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垃圾债券的躁动中，他连续几个月推荐买进迈入景气周期的英特尔，公司里却无人理睬，业务部主管甚至在他做完分析后，走过他身旁咕哝道：“景气？蠢驴！”然而没多久，垃圾债券突然崩盘。人们把目光转回到成长类科技股上来，凯斯勒的建议开始受到关注。1990年2月，在一次造访一家芯片批发商，获知2月份的订单比1月份增加了10％后，凯斯勒在第二天的晨间会议上一再强调：“景气复苏了！”

经纪人奔走相告，当天，他建议的股票全部上涨10％～15％。《华尔街日报》记者打来电话，称他为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斧头”（华尔街把那些做出评论后会对股票走势产生明显影响的权威分析师称为“斧头”）。那位咕哝“蠢驴”的业务部主管依然在叨唠，不过这次他说的是：“好建议！”

1990年夏天，凯斯勒预言的科技股的牛市到来了。他的“I.I.排名”继续上升，达到第2名，他被晋升为摩根士丹利首席分析师。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从此很难得到一个不受干扰的休假。因为无论他和太太在哪里，只要英特尔或摩托罗拉的股价有点风吹草动，公司的电话就会打过来，紧急询问他的看法。

尽管如此，凯斯勒还是产生了“继续留在摩根士丹利也许是浪费时间”的想法。在他看来，华尔街正在改变，由于投行业务取代经纪业务，成为券商收入的主要来源，负责为投资人提供建议的研究部门的地位也在下降。

研究部门以往被视为华尔街里的“文明世界”，现在却堕落为投行部门的附庸。许多分析师行尸走肉，不再坚守为投资人提供客观建议的道德，而是致力于如何招徕股票承销业务，从而争取公司巨额的承销收入以及个人优厚的利益分配。

在一片不亦乐乎的生意声中，凯斯勒在做什么？他在做Z先生给他布置的“作业”。Z先生是凯斯勒在一次出差途中偶遇的一位极其低调的瑞士亿万富豪。他们相谈甚欢，Z先生建议他去思考工业化时代之后的盈利模式，一种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模式。

通过研究，凯斯勒首先看到了网络、多媒体以及影像产业的巨大前景。他与当时还是一家小公司的“美国在线”的CEO一起讨论，与微软负责多媒体业务的主管交流，他写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和讨论，但在其顶头上司奎特隆看来，凯斯勒将精力投入在研究这些“没有一家能让我们赚半毛钱”的公司身上，就是在“浪费时间”。

多年后，在回忆录《一个投资分析师的告白：华尔街牛肉场》中，凯斯勒写道：

我是‘I.I.排名’分析师，但还没变成投行业务人员玩弄的小狗。我真的那么清高吗？不，我也很爱钱，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且很久以前我就想清楚了，在华尔街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只不过，我的客户是机构投资人，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做好研究工作，向他们推荐好股票，在华尔街靠的是声誉，没了声誉，你什么都别玩了。

1993年，凯斯勒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讽刺的是，5分钟后，奎特隆打来电话，告诉了他摩根士丹利刚刚获得一笔庞大的英特尔认股权证的承销生意，“恭喜！你的研究工作终于获得了回报！”

奎特隆试图挽留他，“至少得做完这件案子才能走”，许诺开出优厚的条件……可惜，凯斯勒去意已决。如果可以成为华尔街上空驾驭金钱的雄鹰，为什么要做“牛肉场”中任人宰割的肉呢？

从1100万到10亿

1996年，凯斯勒与原在JP摩根任职的朋友弗雷德一道，开始运作一笔小型对冲基金。Z先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500万美元，这几乎占了他们基金初始规模的一半。

凯斯勒主要投资小型公司，他自认“太懒”。当大多数对冲基金沉迷于追随热点挣上30％时，他考虑的却是那些技术很好、管理优秀，但总有某种障碍导致它们受到投资者冷落的公司。他关注这些障碍的变化，因为一旦障碍消失，就意味着5倍甚至10倍的价值上涨空间。这种长期投资理念在热衷于快速流动操作的对冲基金丛林里等同于异端，因为寻找璞玉实在太难，谁有那耐心！

但凯斯勒与弗雷德乐此不疲。当初坚持不懈的研究现在派上了用场。只要听上几分钟，凯斯勒就能了解一家公司的技术内核，判断它是否具备投资前景；而弗雷德只要和公司CEO呆上一会儿，就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

1997年春，在走访了当时的大热门Red Brick System公司后，他们决定抛掉手上这家公司的股票。给他们发出“卖出”信号的是公司的CFO，他在会面时关上了门。

“每次都是这样，CFO关上了门，然后股票一落千丈。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让别人听到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是他正在对我们撒谎，而且不想让同事知道他是个说谎的人。谁知道呢，但是CFO关上大门的信号几乎屡试不爽。”

还有的时候，当他们发现公司的接待者在给你写一份材料用豪华纸张，写错时一张一张撕掉，丝毫不觉得可惜，他们就会对这家公司的成本控制感到忧虑。

不过，有些忧虑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这场动荡使对冲基金陷入重灾，老虎基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元气大伤，人称华尔街“梦幻组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迫关闭。

然而凯斯勒却很快迎来了收获季节。在度过市场动荡期后，他当初耐心的播种开始结果，手头的股票几乎全部升值，买进时每股价格不超过1.5美元的General Magic，最高的抛售价格是14美元；6美元/股买进的Real Network涨到了30美元；同样是6美元/股投资的Inktomi，涨到了36美元；连表现最差的伊兰科技公司的股票也从3美元涨到4.5美元。1998年，他们基金资产规模达到1亿美元，年平均综合增长率为45％。

1999年是一个丰收年。那家在1998年表现最差的伊兰科技公司，凯斯勒在低位继续加仓，后来在100～200美元的高位逐步抛出；当初18美元/股投资的Alteon、从韩国双龙公司那里以2.5美元/股接手的股票，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

1999年一季度，他们的盈利上涨了32％；二季度，又上涨了52％；三季度，继续上涨20％，最终以377％的年收益率，名列对冲基金排行榜第四。这家1996年以1100万美元初始规模起步的基金，在运作了3年后，资产规模已近10亿美元。

让凯斯勒骄傲的不仅于此，“我敢打赌，一只5000万美元对冲基金，1个月的交易量比我们1年的还多。”弗雷德说，“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投资者服务，而不是为华尔街服务。”

1999年7月的某一天，凯斯勒应邀与一位神秘的客户共进早餐。客户自称来自巴林，“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绩效，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

一周后，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家餐厅里上演。这次的客户来自沙特，也是5亿美元。

从天而降10亿美元，但凯斯勒和弗雷德拒绝了！他们认为，不仅不该再接受任何钱，还应该开始把资金归还给投资人。因为市场正在疯狂地飞翔，而他们得提前考虑安全着陆。

2000年一季度，他们的盈利又上升了40％。此后18个月里，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他们的投资。到了年底，华尔街网络股泡沫在癫狂中爆破，许多弄潮儿被吞噬，凯斯勒则奇迹般地“逃脱”，全身而退。

谈及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凯斯勒说，华尔街有句名言“高峰和谷底都不会有铃响”，但那些“撒在我们身上的钞票是救了我们的小铃铛”。

1年后，凯斯勒再次因为“逃脱”——当年从摩根士丹利的辞职——而感到幸运。

2002年，纽约检察长斯皮策着手清理华尔街，凯斯勒曾经的同事，潘恩韦伯时期的格鲁曼、摩根士丹利时期的奎特隆以及玛丽·米克，全部落马，他们都是网络热潮中的超级明星。调查表明，为了给自己的客户公司带来好处，他们给出的股市建议与事实有出入。格鲁曼被罚1500万美元，永久性市场禁入；奎特隆被罚30万美元，吊销一年执业资格；米克虽侥幸避免了惩罚，但声誉尽丧。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凯斯勒，时间见证了他的成功。如今，他不仅以未受玷污的声誉自豪，并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寻觅知识经济财富新路线，此外，还享受着自我隔离于冷酷的对冲基金世界外的财富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