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前一轮股灾风波之后，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也没有以往那样“任性”了。确实，在一轮轰轰烈烈的非理性下跌行情之下，也给了不少投资者深刻的教训。

　　“成也杠杆，败也杠杆”无疑是中国股市最近一年多来的真实写照。然而，在高杠杆工具全面激活的大背景下，市场的投机性也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场外配资以及场内融资规模的迅猛扩张。然而，当市场遭遇到重要性的拐点之际，却对这类高杠杆资金构成了致命性的冲击，而不少中产阶层也因此沦为了“穷光蛋”。

　　事实上，在本轮股灾爆发之前，却存在着不少先知先觉的资金提前出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外资机构。与此同时，亦有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及高管，也提前实现了资金出逃的目的。显然，即使随后的股灾风波杀伤力惊人，却并未对这类群体构成太大的冲击。

　　其中，以外资机构为例，实则早已在今年6月初开始唱空A股市场。与此同时，从相关资金流向的数据统计，在6月初至6月15日前后的这段时间内，不少资金也纷纷撤离出新兴市场，而从中国股票基金中撤离出去的资金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至于少部分具有先知先觉的大资金大机构，实则它们的出逃路径却更为隐蔽。但是，凭借它们自身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却能够在最早的时间内完成资金出逃的目的。

　　不过，与这类具有先知先觉的资金相比，普通散户却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持续性大举入场的姿态。

　　确实，对于缺乏资金、信息以及技术优势的普通散户而言，他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跟风操作。但是，凭借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跟风操作也为极少数的散户赢得了盈利的空间。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散户而言，跟风操作，盲目入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陷入深套的尴尬局面了。

　　显然，这就是中国股市第一个致命性问题，即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回顾最近三个月中国股市的非理性下跌行情，实则同时具备了“下跌速度快”、“下跌力度猛”等特点。不过，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大资金大机构与普通散户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其中，对于大资金大机构而言，它们可以在股指期货市场中，借助套期保值等功能实现灵活多样的操作策略。或许，在一个失去理性的下跌市场中，借助一些风险对冲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市值的损失风险。而对于极少数的大资金大机构而言，它们更可能利用期现交易制度的不对称性以及相应的做空工具进行顺势做空，并借此获取暴利。

　　然而，对于普通散户而言，因资金门槛的限制，他们却无法及时实现风险的对冲。退一步来说，即使部分散户具备了进入股指期货市场的资金门槛条件，却因资金规模占比太小，而轻易遭遇大资金大机构的“屠宰”。

　　与此同时，在现货市场中，由于普通散户只能局限于单向做多的操作模式，且只能允许采用“T+1”的交易策略。由此一来，实则也剥夺了普通散户日内纠错的机会。于是，在实际操作中，一旦散户买入了某只股票，则在随后的市场杀跌行情下，他们却是无法及时止损出局的。或许，对于普通散户而言，最好的日内风险对冲方式，就是逢低补仓，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差价的亏损。

　　显然，这就是中国股市第二个致命性问题，即市场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不完善性。

　　在中国股市，违规造假、操纵股价乃至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常见的现象了。然而，因我国《证券法》迟迟未能修订与完善，而法律又是政策落实的基础。由此一来，也制约了我国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实际上，正因为中国股市的违规成本过于低廉，也容易促使不少大资金大机构“铤而走险”，并最终让市场承受巨大的冲击。而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在市场违规成本相当低廉的环境下，不少上市公司甚至联合部分资金机构进行间接性的利益输送。对此，在如此的市场环境下，纵容违法违规案件的发生，实则等同于鼓励犯罪！

　　显然，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三个致命性问题，即股市的违法违规成本相当低廉。

　　笔者认为，虽然中国股市已有25年的历史，但是股市中的法治根基仍然不够牢固。于是，在市场不断发展扩大的同时，实则也大量引进了不少擅于“钻法律空子”的人，由此给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中国股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要从本质上解决好股市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致命问题，从而为投资者创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显然，只有在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够让中国股市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