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商品市场可以说是跌得一塌糊涂，不少品种原有的中级反弹走势已荡然无存。截至７月８日，农产品中CBOT黄豆指数已暴跌21.6％，金属中伦敦铜回落13％，能源中纽约原油指数重挫16.4％，贵金属中伦敦金未体现出其先前的避险功能，下跌了8.5％。与之对应，国内商品市场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只有豆类、油脂类、贵金属冲击较大，其它品种只是略微受到影响，甚至不跌反涨，表现出非常强的抗跌性。其中，沪胶指数与６月８日的最高点相比仅下跌3.76％，远落后于东京胶13.5％的跌幅，目前仍呈趋窄的箱体运动。形态大小决定随后趋势级别的大小，沪胶箱体运动已经两个多月，如此长时间的箱体蓄势，一旦突破，必定迎来大级别的趋势行情，要么大幅补跌，要么大幅上涨。

　　商品此轮反弹未到位

　　期货市场是实体经济表现的最敏感的晴雨表，不仅基于现货供求状况，更是基于对未来供求的预期。虽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已很高，相互影响也很深，各国商品期货市场主要反映的还是本国经济、商品供需状况及预期，国际市场的影响只是一个外部因素。当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好于另一国时，商品需求自然更旺盛，需求增幅也更大，对未来需求增长的预期也更乐观，由此就造成了该国商品期货价格的表现强于另一国。

　　经过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但各国经济好转的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新兴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中国一季度GDP增速为6.1％，有机构预期二季度为7.8％，更有甚者预计三、四季度GDP分别增长8.4%和10％，可见中国经济的回升态势相当明显，而且呈加速之势。反观美国，不但经济回升乏力，而且深受高失业率的困扰，6月份美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大减46.7万人，失业率升至9.5%，创下25年来新高。同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５月份的54.8锐降至49.3，说明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比预期更脆弱。

　　受此影响，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也做出了不同的交易决策。6月份以来，国际商品市场资金流出明显，传统基金净多头寸从6月11日的81万手减至目前的61万手，减幅达25%。国内商品市场总持仓量自6月上旬的500万手增加至上周五的530万手，增幅达23%，说明我国商品市场的多头对后市显然没有那么悲观。

　　客观上看，既然新兴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制造了一轮商品超级大牛市，那为什么就不能在经济触底后制造一轮商品市场的超级大反弹呢？本次金融危机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冲击较小，其经济恢复自然要快一些，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和希望所在。尽管发达国家经济目前仍未摆脱衰退，新兴发展中国家难以将全球经济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但其带动作用足以制造出一轮超级大反弹。

　　目前，代表全球大宗商品物价水平的CRB指数，本轮中级反弹也仅反弹到去年跌势的0.382位附近，根本算不上是超级大反弹，最多只是一次中级反弹，并没有充分反映新兴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强大和可持续性。如果考虑到这一点，CRB指数最终回归到0.5或0.618位才更合理，即470或500点一线。

　　通胀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现状还有很深疑虑，因此抗金融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会削弱，还有可能继续加强。刚在意大利结束的Ｇ８峰会上传来消息，八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各国可能需要进一步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他们强调，会采取包括宏观经济刺激方案在内的“必要步骤”，使全球经济恢复强劲、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虽然我国经济回升强劲，但也没到放弃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因为全球经济复苏还比较脆弱。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现状看，既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年内不可能削弱。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逼近７万亿元，早已超过全年5万亿元的目标。目前，国内流动性的宽松程度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从过去的经验看，每一次充裕的流动性之后，均伴随着高CPI和高资产价格，其中CPI涨幅一般都会超过5%。美国经济虽已隐约触底，但回升乏力，经济数据时好时坏，尤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创下25年来新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解决经济复苏问题，也要解决就业问题。在双重压力下，除维持原有的超低利率和向实体经济领域大量注资外，美联储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国政府虽已没有钱向实体经济大量注入流动性，但美元依旧是无法替代的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一方面可以继续向全球各国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可以大量印钞收购美国长期国债，而这两种方式都会导致美元贬值。美元的贬值，必将使以美元标价的资产和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只要全球经济未见真正的复苏，既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削弱。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基金离开商品市场导致通胀预期减弱只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