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22章

（一）

1999年是巴菲特投资生涯中的至暗时刻。

当年美股出现史上最极端分化行情。一边是科技股疯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年暴涨85.6%，任何带“.com”的公司，哪怕没有盈利、没有营收，股价短期翻倍、十倍者比比皆是，市场信奉“市梦率”，所有人高喊“新经济永久繁荣”。

另一边是价值股被抛弃，资金持续从消费、金融、传统蓝筹抽血，巴菲特重仓股全线暴跌：可口可乐全年大跌30%、吉列跌34%、美国运通、房利美同步大幅走弱。

年终，巴菲特交出了个人投资史上最糟糕的答卷：纳斯达克指数当年暴涨85.6%，而伯克希尔A类股全年大跌19.9%。《巴伦周刊》于当年底，12月推出的世纪末重磅封面标题为《What’s Wrong,Warren?（沃伦，你怎么了？）》，文章批判巴菲特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旧工业时代，看不懂互联网，价值投资已经死亡。

不光是媒体，股东也开始对巴菲特产生质疑，甚至开始指导他做投资。当年5月1日的巴菲特股东会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有意味的小插曲：一位年长的股东起身提问，称自己当年已经在科技股上赚取了超过100%的收益，然后向巴菲特和芒格提出建议：“你们能不能把10%的资金投入到科技股上？”引得哄堂大笑。

巴菲特没有任何犹豫就给出了问答：“我们永远不会买任何我们认为不理解的东西。我们对‘理解’的定义是，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能合理预判这家公司十年后的发展情况。”

巴菲特再次重申，真正衡量财富的标准是企业实际价值而非股价波动，至于有很多人以他们所不知道的方式赚钱，这是大家的自由。“历史上有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投资机会，比如50年代的铀库存、60年代的企业集团、租赁公司等等。”他说，“我们知道有这种游戏，但这不是我们的游戏。通过查理和我来做这类投资显然是个错误。”

巴菲特讲完后，芒格补充说：“如果有人以一种你不理解的方式赚钱，你不应该因为这个过程而痛苦。生活中还有比落后更糟糕的事情。”

将近一年之后，巴菲特赢来了胜利。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纳指三年暴跌67%，伯克希尔则斩获近30%正收益，此消彼长，如此鲜明的V型反转，蔚为壮观。媒体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赞誉重归巴菲特。2002年末《财富》杂志封面标题变为《巴菲特的新世界》，称赞他在废墟中找到了廉价资产。

在2003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引用了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名言：“市场记忆通常很短，导致灾难重演。”他坦然承认在科技股上“看不懂就不投”的固执，并强调“宁可错过，也不犯错”。这封信被媒体广泛转载，彻底扭转了舆论风向，他被重新定义为“理性与纪律的象征”。

（二）

在这段历史中巴菲特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是过程却多少有些狼狈，估计很多人都跟上面那位股东一样，心存疑问：以巴菲特和芒格的聪明才智，他们难道看不到互联网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吗？这么巨大的风口，为什么普通人都能抓住（虽然只是暂时），而他们却生生错过呢？

其实巴菲特和芒格对互联网产业有过非常积极的评价，同样是在1999年的股东会上，巴菲特明确说：“我不确定互联网是否一定是过去500年商业世界中最重要的变革，但它极有可能是；就算不是第一，也绝对名列前茅。”他还说他和芒格对“早期投资与项目包装”的这套逻辑，理解得可能比任何人都透彻。“我们确实深谙此道。但即便条件再优厚，我们也绝不会进行这类投资。”

可见巴菲特并非否定互联网的社会价值，他否定的只是互联网股票，他也并非不知道通过互联网早期投资可以赚钱，而且可能赚很多钱，只是他主动选择了不参与。他多次引用伊索寓言里的话“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来表达他的态度——手里实实在在抓住一只鸟，比树林里远在天边、未必抓得到的两只鸟更值钱。

所以，巴菲特其实是在内心里做了一系列取舍：

——抓住能力圈之内能够理解的钱，舍弃能力圈以外碰运气的钱；

——抓住基于坚固护城河“长坡厚雪”的钱，舍弃基于短期市场预测博弈的钱；

——抓住公司内在价值增长的钱，舍弃趋势交易和主题交易拼手速的钱；

——抓住确定性的有稳定现金流的钱，舍弃纯粹靠估值提升的泡沫的钱；

——抓住可持续的复利增长的慢钱，舍弃短期爆发但不可持续的快钱；

——总之，抓住投资的钱，舍弃投机的钱。

当然，对巴菲特的疑问还可以递进一层：投机赚的钱和投资赚的钱都是钱，为何要厚此薄彼？为什么不能既要“手中鸟”，又要“林中鸟”？

巴菲特和芒格对这个问题自有解释，不过笔者不久前读到一篇对加拿大投资人弗朗西斯·周的访谈文章，其中的一段表述更为精妙地替巴菲特回答了这个问题。弗朗西斯·周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信徒，他说：

“当年我读到格雷厄姆，觉得他讲的太有道理了：只在低估的时候买，其余都是投机；做到这一点，你就会非常成功。这条路我认准了，就一直走了下来。

但你也必须管住自己。我们把它叫作‘文化’，你也可以叫它纪律。你内心深处要清楚：你只玩这一个游戏，别的游戏一概不碰。

因为一旦你被卷进别的游戏，你那份理性思考的能力就会被毁掉，你作为投资者的全部潜力也会跟着毁掉——而那种状态，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弗朗西斯·周的这番话讲得如此深刻，想必是吃过苦头的过来人，的确，当记者追问他有没有偏离过这些原则，后果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有，偏离的时候我就被狠狠教训”。弗朗西斯·周曾经有一笔投资，是押注于一桩官司的结果，若对方胜诉，这笔投资便能翻倍甚至翻两倍，结果对方未赢，他也因此损失惨重。

他反思说，“问题就出在，我那次不是按数字来判断的。所以你永远不要把投资建立在一个法律判决、或者某项政府政策会不会落地这种事情上。”

换句话说就是“不赌”。

（三）

把弗朗西斯·周的这段话做个最简化的翻译，便是投资不能“既要又要”，你不能既是一个基于基本面研究的价值投资者，又是一个天天盯着市场价格走势博取差价的投机者。

这倒不是出于价值投资者和价格投机者孰高孰低的价值评判，而是基于进化机制对于人类能力的先天约束。

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是无限的，人的注意力、自控力、逻辑算力都是有限带宽。人脑仅占体重2%，却消耗全身20%热量，神经元算力、脑区存储空间是极度稀缺资源。进化形成了一套资源节约机制：同一时间，大脑只会给一套价值判断体系分配核心算力，两套冲突体系会互相抢占神经资源，造成严重认知过载。

所以，保持认知、信念、行为上的逻辑自洽是人的本能，同时持有两套完全冲突的价值观，会产生强烈、痛苦的心理紧张感，也就是认知失调。周伯通那种“左右互搏”的武功只存在于小说之中。

有人会说，我用大仓位做投资，用小仓位搞点投机行不行？恐怕也不行，投机小仓位如果失败了还好，如果成功了，它就会侵蚀你的价值投资理念的基座。资金仓位可以人为拆分，但心态和认知却无法分割，只要账户存在投机仓位，踏空、贪婪、恐惧等投机情绪就会覆盖你的全部投资思维。

重温一遍弗朗西斯·周的话：“一旦你被卷进别的游戏，你那份理性思考的能力就会被毁掉，你作为投资者的全部潜力也会跟着毁掉——而那种状态，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事实上，投机的游戏巴菲特早就玩过。在他11岁的时候，他说服姐姐多丽丝一起合伙，拿出攒下的114.75美元，买入三股城市服务优先股。他盯着股价行情，满心期待股价上涨。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价格什么时候往上走。城市服务优先股很快上涨，巴菲特迫不及待卖出获利。没过多久，这只股票一路飙升，远远超出他卖出的价位。这件事给他留下最早的教训，只是当时他得出的结论并非是耐心持有优质的企业，而是：要学会判断股价还能涨多久，更好地抓住高点。

年轻的巴菲特曾在图书馆搜罗一切和股市有关的读物。他迷上股价走势图，自己拿本子绘制股价起伏曲线，试图从涨跌轨迹里找到规律，预测下一轮行情。在他当时的认知里，股票就是一堆涨涨跌跌的数字，投资就是猜对价格下一步的方向。

巴菲特自己回忆说：“从11岁到19岁，整整八年，我脑子里的目标只有一个：预测股价、预测大盘走势。我读遍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技术分析著作，爱德华兹与迈吉那本经典，我反复啃读数百页内容，尝试依靠图形判断买卖时机。那时候我的思路完全是错的。我盯着价格波动，完全不去思考背后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生意、能赚多少钱。我就是一名投机者，以为看懂K线、看懂趋势就能赚钱。”

1950年初，19岁的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大四，住在奥马哈老家,他读到了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认知得到重塑。他开始猛然意识到：买股票不是赌价格涨跌，而是买入一家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读完这本书后，巴菲特得知格雷厄姆在哥大授课，立刻放弃哈佛备选，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拜入格雷厄姆门下，从此放弃了投机，走向了价值投资之路。

投资赚钱的门道很多，诱惑也很多，读到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投资中最难的，或许不是抓住机会，而是拒绝不属于自己的机会”。

老子《道德经》说：“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真正通达大道的人，一心守住纯粹统一的根本规律，不贪多、不纷乱，为世人树立了行事标准与榜样。

所以，投资是一场关于机会与诱惑的取舍。巴菲特比绝大多数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在2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