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的必要性和益处

　　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因素及商品自身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原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以2004年的“大豆风波”为例，2003年8月美国大豆受不利天气影响，从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的1060美分，创下30年来的新高。当时国内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从2004年年初开始，国内压榨商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当时现货企业盲目乐观并沉醉于期货价格上涨传导到现货领域的投机收益，未对其现货经营进行及时有效的套期保值。从2004年4月开始，CBOT大豆价格迅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贸易及加工企业由于缺乏风险控制意识，没有很好地利用境内外期货市场的套保工具，大豆加工行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外资压榨企业借机大肆收购国内油脂企业，由此造成了现阶段我国大豆加工行业以外资为主体的资本结构。

　　近期新一轮大豆牛市从2006年10月开始，2007年美国大豆价格上涨幅度高达70%。2008年1月至10月，CBOT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的最大价差分别为725美分和392美分，波幅达80%以上。如果简单且极端地按今年的最大价差来计算风险，则一船进口大豆(5万吨)的盈亏为1464万美元，这是任何企业都难以想象和无法承受的。对于此次行情，我国相当数量的油脂油料企业吸取了2004年大豆风波的经验和教训，在大豆上涨阶段，采取了匹配其加工能力而不是放量进口恶赌未来的经营策略,同时在国内外期货市场进行了套期保值，从而较成功地避免了2004年全行业性灾难的再现。

　　CBOT作为全球主要农产品贸易的定价中心，是全球农产品贸易商和加工商进行现货作价的不二选择。以CBOT大豆期货为例，该品种历史久远，交易规模、规范程度和市场认可度都是世界上其他交易所的同类品种无可比拟的。正是基于CBOT大豆期货价格世界性的导向作用，全球大豆贸易模式多为基差贸易，即贸易报价根据某个月的合约基差报出。基差价格＝现货价格-期货价格。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从事粮食生产、流通、加工的现货商，正是由于他们的作用，才使得粮油贸易过程中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实现了殊途同归，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也由此得以充分发挥和广泛利用。基差是连结美国农产品现货与期货两个市场的纽带，基差构成了美国粮油现货市场定价体系的基础，基差的变化及其判断也成为了期货市场上投资策略形成的重要依据。CBOT市场已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和全球大豆贸易模式，使其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大豆定价中心。在交易工具的应用上，CBOT除了大豆系列期货品种外，还有相应品种的期权以及压榨利润套利等工具，衍生工具的推出极大地方便了粮油生产者、贸易商和加工商的套期保值交易。

　　CBOT作为世界粮食价格的形成中心，即使进行单向的粮食现货进出口贸易也是无法回避它的。在我国粮食企业没有利用境外的套保平台前，我们只有被动地接受价格，企业现货作价的时间完全受制于合同，这种机械的一口价的价格形成机制，使我国粮油企业的国际贸易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一旦遇到风险则束手无策，只能在国内寻求化解的途径。在国内市场差异化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这种国内排险的能力也越来越小，给国家和我国的民族工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在我国粮食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牛市不抵一年熊市，即三年的盈利不足弥补一年的巨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观原因是我国粮食企业的风险意识还不是很强，客观原因是缺乏必要的避险平台和工具。此外，绕开CBOT，还会影响到价格形成的公正性及透明度，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

　　我国虽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在玉米和小麦方面，我国可基本实现总量上的供需平衡。在大豆方面，国产大豆产量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在我国大豆呈刚性增长之际，国产大豆的年产量却始终维持在1500万吨上下，而且因土地资源所限,难以再有大的提高空间。在过去5年间，我国的大豆进口量分别为1699万、2580万、2831万、2873万和3750万吨，总消费量分别为3147万、4142万、4491万、4361万和4666万吨，对外依存度分别为49.7%、62.3%、63%、65.9%、80.4%。由此可见，我国大豆需求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理应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具有相当的分量，但由于定价中心在美国，而且贸易对手是我们无法选择的ABCD四家国际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这些跨国集团是我们避不开的买家或卖家，大宗粮食商品90%的国际贸易操控于这四家企业手中。在这一既定事实且我们无力改变的情况下，只有借助CBOT平台，积极稳妥地参与境外期货套保，才可能部分地改变我国粮食企业完全受制于他人的局面，才有助于提高我国对世界粮食价格的话语权，有助于保护我国粮食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强我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力。具体到持证企业来讲，由于企业拥有了参与CBOT市场的资格，于是就掌握了不受合同限制的现货作价过程与时机，掌握了不受合同限制的作价数量与频率，进而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的主动性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