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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深厚的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最新高手视频! 七禾网 时间:2024-05-17 17:10:49 来源:郭士英

财政部13日召开特别国债动员会,《关于公布2024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有关安排的通知》正式出炉。根据财政部的发行安排,此次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涉及期限为20年、30年、50年期。其中,30年期国债规模最大,达到6000亿人民币,计划年内分12次发行;20年期国债发行规模约为2000亿人民币1年内发行7次;50年期国债规模约为1000亿人民币,1年内发行3次。发行时间5-11月,平均每次发行规模约为455亿,均采用半年付息的方式。


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酝酿已久,早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曾提出:“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超长期”通常就是指发行期限在15年以上的债券,例如本次涉及的20年、30年、50年;而“特别”则体现在其特殊用途,是专门用于支持国家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具有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不影响赤字率等特征。我国超长期国债于2001年首次发行,2016年后发行规模增加,且以30年期和50年期为主,但50年期的发型规模都不大。2001年首批15年期和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推动了国债期限结构的优化;2009年11月27日财政部曾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0亿元50年期国债,中标利率4.3%,是我国首度发行的50年期国债。2020年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高达6200亿元;2022年,30年期记账式附息国债计划发行期数达12期。


此前我国只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第一次发行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夕,主要用于购买外汇并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等;第三次是在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需要。


本次发行则主要是应对民间投资力度不足的问题,由中央政府代为筹集资金并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同时也起到遏制经济继续下滑和社会消费不足的隐患继续恶化,也有利于顺利完成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看到不少自媒体简单把本次国债发行称作一次“大放水”,引发一些群众的焦虑情绪,是很不可取的。其实,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向商业银行和社会发债,是对当前流动性的抽取行为,但在当前存款增加而贷款疲软的情景下,也是有利于经济活力恢复和增加都,是存量资本的优化运用,并不涉及流动性的增加,更谈不上什么大放水和大通胀。对此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片面担心。


然而,从长远来看,公债发行的增加是积极财政政策加码的信号,也是在货币政策已经效果不佳和空间有限大背景下的一个合理选择和长期趋势,同时有利于改善当下普遍较差的市场预期。


当然,债券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大特别是超长期国债的加码发行,也有转换货币发行机制的准备意图,即从外向型的外汇储备切换到内向型的政府债务,以适应未来可能更加复杂的内外部局面。这一考量早就有之,不过现在看来是想清楚了,换锚基本已成定局。不过目前看这种切换还只是一种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完全开展预计还需要一个政策观察和过度期。即便最终出现那种变化也没什么奇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的总体状况来分析,早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债券市场规模扩张和结构完善,也为国际基金提供更多投资选择和便利性,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需要,二者相互促进应该也是一个合理的长期现象。


发行超长期国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把当前困境和问题明智后移,期望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消化积累过多的经济矛盾而不至于令其在短期内引发经济或金融危机。然而,局面的恢复和改善寄托于未来的内在增长动力情况,并以此决定未来的中央政府债务总规模和整个经济好转所需要的时间。


只有在较长时期内等不到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再平衡才有可能导致债务的过量发行,而且只有当债务发行量超过商业银行和整个社会的承接能力才会有央行被迫下场吸纳国债并释放流动性的所谓的超级宽松。更不堪的情况才是当今一些重债国隔三差五的量化宽松,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放水,也才有大通胀的实质性压力。由此来看,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不至于很快恶化到那么快,短期根本无需忧心。


况且,中国当前的问题主要是通货紧缩之忧,适当的通胀预期是有益无害的,包括一些地方近期对水电气等公用事业收费标准提高的尝试,是财政困境下的被迫选择,其实也有利于改善居高不下的通缩压力。仔细想来,人造通胀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普遍选择,尽管这并不符合当前民间有效消费严重不足的基本面,但就看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只求不要操之过急和跨度太大,否则基层受不了就有可能出现更加棘手的新问题,不得不防。


老实说,即便数年以后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接近或达到了美国和日本的当前水平,也不一定就是什么无解的超级大难题,只要届时的国家治理水平和社会和谐度已得到应有的提升,那么回旋空间还是有的,解决办法也可参照发达国家处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本人始终认为,作为公有制成分最高的经济大国,偏高的政府债务根本不是什么核心问题,只要舍得就能轻松化解。相反,未来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强国和富民的政策优先性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人民的实际感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问题如何更加合理和优化。过去的得失利弊这里就不说了,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三思而后行的重点是如何改革和改良,需要各界的共识以保证可持续健康发展,那就让我们用心观察、殷切期待吧!


责任编辑:翁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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