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2日中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后，外部不确定性边际趋降。与之伴随的是，市场风险偏好持续修复。截至目前，万得全A指数已回升至4月2日美国“对等关税”出台前水平，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已完全修复，股指进入震荡整固阶段。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包括发布AI芯片出口管制指南、停止对华芯片设计软件（EDA）销售、宣布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等。与2018年相比，本轮贸易摩擦期间，美国经济前景及政府债务状况更加脆弱，面临着通胀预期复燃、就业数据走差、消费者信心低迷等现实压力。因此，美国有更强的内驱性贸易协商动力，在美国经济数据出现持续性向好之前，中美仍大概率处于贸易摩擦缓和阶段，市场的影响因素将回归至常规的、可跟踪的驱动变量。

从边际变量来看，美国的经济数据、美联储政策导向、美国减税方案等是主要的外部驱动因素。5月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就业和通胀数据略好于预期，但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同步步入衰退区间。此为2024年6月以来首次，上一次两者同步步入衰退的时点为2024年4—6月、2022年12月、2020年4—5月。疫情之后，美国经济韧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业。2023年至今，美国制造业PMI长期处于50%下方，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同期，服务业PMI虽同步下行，但底部持续高于50%，呈现出较强的韧性，这也是近年来美国“衰退预期”屡次被证伪的支撑因素。高额的财政补贴和赤字是主要驱动，但同时也引发了美国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

截至2025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超36万亿美元,占GDP比例高达123%，远超国际认定的债务率红线60%。因此，“开源节流”成为本届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主基调，其中“加征关税”和“政府减支”是两大主要措施。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财年前8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累计已达1.36万亿美元，较2024财年增长14%。其中，5月赤字扩大至3160亿美元。美债收益率成为年内主要的外部观察指标，一方面，美联储宽松预期驱动美债收益率下行。另一方面，美债发行压力、关税政策等不确定性风险会驱动美债收益率走高。

与外部相比，我国内部变量相对稳定和可控。近日，世界银行基于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将2025年全球GDP增速预期调降至2.3%（-0.4%），将美国2025年GDP增速预期调降至1.4%（-0.9%），但维持中国GDP增速预期4.5%不变。边际上，内部的确定性来自经济韧性、政策储备及协同性，尤其是政策稳定性，有利于市场各方就经济底部达成共识，进而抬升市场风险偏好的运行中枢。除政策层面之外，近期国内公布的PMI、进出口数据也呈现出较强的韧性。5月制造业PMI及各分项数据均较4月回升，尤其是新出口订单回升幅度较大。同期，非制造业PMI略降至50.3%，结合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低于50%来看，国内经济景气度仍在底部运行。

数据显示，国内5月CPI同比下降0.1%，已连续4个月负增长，上一轮负增长时段为2023年10月—2024年1月；5月PPI同比下降3.3%，降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从价格制约因素来看，地产预期仍是关键风向标。自去年9月底以来，地产数据边际持续改善。以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基准，2024年1—9月期间商品房成交面积均值为25万平方米。2024年9月至今，商品房成交面积均值为30万平方米，运行中枢较之前抬升20%。但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4—6月地产销量边际趋降。其中，6月至今，商品房成交面积均值仅为21万平方米，较2月峰值明显下行。后期需观察地产销量改善的持续性，以及年中政策加码的可能性，其中央行降准、重启国债买卖等措施成为关注焦点。

综合来看，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缓和期，市场风险偏好的主导因素或回归至常规变量。考虑到内部政策稳定性显著高于外部，股指底部支撑相对明确，利于风险偏好的改善。在此宏观背景之下，股指大概率维持震荡态势，而向上突破震荡区间，则需要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或政策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