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历程，我们发现，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上缴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基础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经历了不同阶段，而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点。

人民币升值理论分析

抽象地讲，如果管制定价的央行能够决定一个使外汇供求处于均衡态的汇率，那么央行的管制定价必然是最优的，而且均衡汇率的确定亦为央行对汇率的上下调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问题在于，均衡的汇率水平应是多少呢？由于我国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故汇市上外汇的供求主要取决于贸易项目。

１．中美贸易并不满足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诸多前提条件

从理论上讲，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是货币的购买力，因此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理论模型应当选择购买力平价理论。但是，在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民币与美元的均衡汇率水平存在着重大缺陷，即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前提条件几乎不成立。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是由“一价定律”的成立而推导来的，而“一价定律”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前提条件：信息是完整的；交易成本为零；关税为零。进一步讲，即使满足这三个前提条件，从开放经济中的“一价定律”推导到购买力平价成立仍需进一步假定：两国的消费结构基本相似，如果不相似，那么就需要“某一种物品上的偏差能与另一种物品上的偏差相抵消”，这样才能由“一价定律”推导至购买力平价理论。

从以上购买力成立的假设前提看，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的中国与处在最发达国家行列中的美国之间并不满足上述条件。第一，两国并非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相反存在着较高的关税和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关税不为零。第二，Akerlof对“次品市场”的研究表明，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最终会导致市场规模萎缩至零。在中美贸易品市场交易中，东西方消费偏好的差异、远离完全竞争市场所带来的高的搜寻成本以及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等等，导致信息不完全现象更为突出。第三，购买力平价中的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与交易相联系的、超过实际交换的商品成本的所有成本”。就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而言，大宗交易的成本可忽略不计，但在远离完全竞争、存在贸易壁垒和较高关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不能忽略。第四，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高于中国，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结构的差异；同时，东西方消费者偏好或者效用函数形式的差异亦决定了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某一种物品上的偏差很难与另一种物品上的偏差相抵消。由此可知，购买力成立的前提条件几乎完全不能满足。

２．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忽略了人口结构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有一些观点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B—S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比率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因此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笔者认为，用这个模型来描述中美贸易现状有失偏颇。以农村人口城市化为特征的结构转型是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体越是处于结构转型的早期，农村人口比重越高，B—S效应就越小。随着结构转型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对B—S效应的削弱程度降低。这为我们估计发展中经济体的均衡汇率，观察发展中经济体的汇率走势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由于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农村人口比重悬殊，而这又是影响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用跨国数据来估计发展中经济体的均衡汇率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否则就将高估欠发达经济体的均衡汇率。

顺差导致本币升值的结论还需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也就是说，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必须大于1。事实上这还不是关键，用那些只能在诸多假设中存活的经济学模型或者理论硬套现实往往极具误导性。中美贸易本身就不满足经典贸易理论的诸多假设：首先，两国之间贸易壁垒重重，美国在诸多高新技术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限制，而这一块正是美国最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其次，两国之间参与贸易的厂商远不是完全竞争状态，尤其是美国方面。再次，一般的贸易理论中都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因素，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时间远远多于美国劳动力，而美国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本租金和货币垄断租金来维持国内居民的高消费率。

中美市场微观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鄂永健构建了一个存在垄断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市场结构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结论认为，一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市场垄断程度上升会导致企业定价偏高，进而导致本国货币相对外国货币实际升值。他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为例对模型的结论进行验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可贸易部门垄断程度变化对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直接标价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国不可贸易部门和美国两部门的垄断程度对实际汇率影响不显著。

笔者从中得到了两点启示：一是在分析实际汇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长期演变趋势时，不能忽略市场结构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时期，市场结构可能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二是鉴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有长期向上的趋势，会对本国货币带来不断的升值压力，为避免本国出口企业因升值而遭受较大冲击，可以通过扩大竞争、降低市场垄断程度来部分缓解这一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引入竞争、降低垄断程度，以市场结构的改善来缓解部分人民币升值压力。该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应进一步对能源、电力、铁路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实施拆分重组，通过增加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来引入竞争，降低这些行业的垄断程度；第二，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应适当放宽并支持民营企业进入石油、电力、金融、航运等重点领域，通过民营企业来“激活”竞争，改善市场结构；第三，在保证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行业控制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加大石化、金融等行业引进外资企业的力度，通过扩大“内外竞争”来降低垄断程度。

人民币升值路径推测

总的来说，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并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汇率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经济以外的意义，因此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

从中国的出口季节周期来看，一、二季度的出口往往大幅低于三、四季度，因此，从对出口的抑制角度看，最好的汇率调整时间窗口是四季度末。笔者认为，四季度是调整汇率的窗口，调整方法应一次性让人民币升值2％—3%，同时放宽人民币每日波动区间。利率和汇率之间联系密切，在分析汇率时不得不结合考虑利率政策可能存在的调整。目前市场上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利差与本币升值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认为若是加息，会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且加息不会一次完成，一旦打开加息窗口，会增强进一步加息预期，而这又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总的逻辑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在息差导致“热钱”涌入，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的推导上过于简化。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中金融交易等科目并未充分对外开放，同时，人民币也未实现完全可兑换，因此，对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入和流出有着较多制度性限制。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凡是不符合中国外汇管理规定的境外资金是不允许流入境内的（也是不允许流出的），而且，对于“热钱”其实也缺乏科学或者有共识的统计方法，所以笔者认为，仅从市场上关于“热钱”的猜测就将息差与人民币升值相互联系的做法缺乏坚实而科学的理论基础。

另外，笔者认为市场上对于汇率政策的认识还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市场的分析大多把汇率作为一个类似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对待，笔者认为这一认识有失偏颇。汇率制度事实上与利率有着本质的区别，利率政策是一项为应对经济不正常波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而汇率政策实际上是一项经济制度。汇率制度事实上属于我们要改革的制度范畴，这是其与利率政策之间的本质区别。我国的制度改革是渐进式的，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也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一次性大幅调整。另外，既然是属于我国制度改革范畴的内容，那外界于此施加的压力只会扰乱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基于我国国民性格上的群体行为模式也可以看出，外界施加的这种压力对于我们的既定改革方针影响会非常有限。所以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主要还是基于我国自身情况进行改变，不会较大程度受外界压力干扰。

人民币升值对期货市场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原定于4月中旬出台的汇率报告推迟到5月份出台，而在5月份，中美将进行经济战略对话，因此笔者认为，在美国出台汇率报告之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将会逐渐增强。由此可能导致国外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楔子，尤其是像有色金属这类比较依赖进口的品种，人民币升值预期将是4月份国内和国外价格变化差额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人民币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之前不会升值，到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结束的时候，人民币升值预期将会冷却一段时间，与此相关的下一个重大话题是6月份在加拿大举办的G20峰会，冷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将随着峰会的临近而逐渐加强。

整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将不会主导大宗商品走势的方向，但是会在国外和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中加入一个楔子，若上述几个重要事件结束后人民币并没有升值，那么这个楔子又会迅速被填平，也就是说会加剧国内外商品比价的波动。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自建国以来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在变迁中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对其变迁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探寻与理解汇率制度变迁可能存在的内因，深刻了解变迁的规律，可以为最终掌握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提供一个有力的现实与理论依据。

变动汇率的汇率安排时期(1949年—1952年)：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实行机动调整，波动大。1950年7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汇率，即只实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952年1月，将制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改为制定人民币对英镑的汇率。这一时期的汇率安排，适应了当时经济恢复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

固定汇率的汇率安排时期(1953年—1978年)：由于这一时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汇率由政府制定，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固定状态。这种固定性的汇率安排，尽管基本上处于人民币汇率高估的状态，但它与我国计划经济基础的主导思想是吻合的。

双重汇率的汇率安排时期(1979年—1993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实施，政府发现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不利于出口，而对非贸易用汇而言汇价又太低了，不利于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1981年—1985年实施了双重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意图通过限制官方汇率的过多波动来保证生产必需品的进口，同时利用市场汇率鼓励出口。1988年和1992年经济过热，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巨额逆差和高通货膨胀率迫使当局不得不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目标转换到调整国际收支上来。在国际收支转为顺差后，出于增加外汇储备的考虑继续下调汇率。但是，两种汇率形成了两个人民币对外价值和两个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同时，这也是一种汇率歧视，因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汇率制度越发显示出不可持续性，有重新安排的内在需要。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汇率安排(1994年—2005年)：1994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增长，我国政府进一步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

2005年之后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新政：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满足汇率弹性加大后国内经济主体的避险保值需求，汇改后货币当局有计划、有部署地推出了一系列外汇市场配套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