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中国12、您严格控制账户的风险，请问您一次下单的亏损控制在什么范围？一天的亏损控制在什么范围？

孙砾：单笔亏损控制在0.8%以内，单日亏损控制在2.5%以内。

期货中国13、您说自己“基本上属于悲观型交易者，先谈风险，后谈收益”，而且会去考虑“最坏会发生什么，它会不会连续发生”，您为何如此谨慎？

孙砾：“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天生是个“胆小”的人，从交易者分类上，属于“极度风险厌恶型”；另外，我也见过很多个人或机构交易者的破灭，包括曾经辉煌一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和被暂时的成功所迷惑。

风险的种类太多，记得在美国培训的时候，老师讲述风险的分类，不算天灾的话，最难以应对的风险是broker failure，即经纪商破产。而对于单个数量化交易体系而言，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市场连续出现体系所不适应的形态，造成资金大幅回撤。

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如果操作自有资金，可以随心所欲，以高风险博取高回报。但自有资金终究有限，而绝大多数客户资金是很难容忍大幅回撤的，尤其是机构资金。

期货中国14、近几年来，国内期货市场涌现出了一批实盘冠军、交易高手，也出现了少数几个在期货市场赚到亿万财富的牛人，您会不会羡慕他们的财富回报？

孙砾：年轻时肯定会羡慕，现在不会了，狼吃肉，牛吃草，每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是老天赐予的，失于此，得于彼，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中，财富所占的权重并不高。

期货中国15、您觉得主观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的核心差别体现在哪里？这两者能否结合？若能结合，应如何结合？

孙砾：各有所长，主观交易更敏感、灵活，程序化交易去除掉了情绪因素。两者肯定可以结合，引用我老师的话：1.量化一切可以量化的；2.将一切不可以量化的进行量化。

所谓“不可以量化的”其实换成“还未量化的”更为准确。它的基本前提是：人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量化的。如果不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我认为它是对的。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也是可以探讨的，这点在亨利伯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里有所涉及。

期货中国16、较多程序化交易者是不看基本面的，您觉得基本面分析对程序化交易是否有用？做程序化交易若要运用基本面分析，应如何运用？

孙砾：在国外有专门做基本面量化的，除了读取政府各项经济指标和企业各项数据外，还会从各个相关网站迅速扫描关键词和数据，分析后产生决策。基本面量化对于大资金运作有益的。

期货中国18、您曾说过“担心的最大风险是不波动”，市场“不波动”有没有可能发生？有何风险？

孙砾：其实关于“市场不波动”这种担心只是一种对最坏情况的设想，在它真的发生前一定会有很多征兆，如成交量过低或政府干预等。

不波动的市场意味着供需双方达到了静态的平衡，那么就说明被交易的对象不受关注或不被需要了，就像历史上的“南海泡沫”和“郁金香泡沫”。对于股指期货来讲，除非整个股市不再被关注，否则不会发生这种极端情况。

期货中国19、做期货，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做多波动率，万一波动率低的现象持续了几年，会不会出现原本盈利的方法无法实现盈利的情况？有没有办法在低波动率情况下依然保持盈利？

孙砾：国内市场目前金融产品的种类太少，缺乏有效做空波动率的工具，如期权，交易者普遍采用做多波动率的策略。简单的设想一下，如果有很大的资金一直在打压波动率，那么买入波动率的策略的资金曲线将会很难看，甚至会面临生存困境。恰巧，郭树清刚刚发表了讲话：“股市日涨4%我会害怕，市场涨跌3%,我就很担心”。

我们目前策略就是在更小的波动中挖掘机会。

期货中国20、您曾在美国的对冲基金工作做，对中美两地市场都比较了解，请问，就您自己的参与和观察来看，两国期货市场参与群体的差别大不大？

孙砾：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数量化团队的规模，即产业化的程度，以前国内做量化交易的主要以单兵作战为主，目前渐渐呈现出团队化的趋势，但规模与国外比还是相去甚远。国外这个行业发展有30多年了，也是从散兵游勇的状态过来的，过去地位很低，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已成为主流。07年我去过新加坡星展银行的交易室，整整一层楼，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易员大概200人，其中一半是和量化相关的。场面挺壮观的。

随着市场的国际化，中国急需有规模、技术力量强的量化团队和国际对手抗衡。

期货中国21、有投资者说，中国期货市场的盈利难度要低于美国市场，您是否认同？据说有些策略在外盘上已经不能挣钱，但移植到国内期货市场却能挣钱，是否有这样的现象？

孙砾：股指期货是一个渐渐走向成熟的品种，和对应品种比较，美国市场的指数，甚至主要外汇品种，从交易层面讲，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同。

如果一个策略在外盘不能挣钱，而在国内还能挣钱，我肯定不会采用它，因为适应性差，且无法得知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