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正在以另一种姿态进入世界视野。

今年以来，在DeepSeek的加持下横空出世的“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当人们惊叹于这座城市的蜕变速度时，更想知道：为什么偏偏是杭州？

已经有太多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或许我们该听听亲历者的答案。

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技厅前厅长周国辉，浙江这场科创蝶变的亲历者，在《有为与有效》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有人说创新是不能被计划的，是偶然因素。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创新可能不是被计划的，但一定是被哺育、引导和催生的。”

若要站在全局去看浙江的魔力，或许该掀开三块“地砖”——一块是政府与市场共舞的舞台，一块是万物生长的生态湿地，还有一块刻着自我颠覆的文化基因。

01 政府“退”，企业“进”

西方学界对政府与市场之间角色的争论持续数百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自由市场；凯恩斯则强调国家干预。这两大理论长期被视为水火不容。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浙江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案例。

浙江是“店小二”式政府。什么意思？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在浙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也就是说，市场需要阳光雨露时，政府就是及时雨；市场需要独立生长时，政府甘当背景板。

这不仅仅是思想的转变，更是以此作为变革的方向。浙江的治理逻辑，本质上一场对“边界”的实验——政府既不做“甩手掌柜”，也不当“全能家长”，要成为创新生态的园丁，而不是园丁手里的剪刀。

在网络上有个特别火的词，叫浙江“最多跑一次”。这项改革目标明确，旨在通过流程“打包”、数据“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多次出圈的游戏《黑神话：悟空》现在火遍全球，但当年也差点因为担心游戏版号不好申请而想要更换城市，为了让企业的版号能够顺利过审且留在杭州，西湖区帮助企业对接靠谱机构，顺利拿到了版权认证，甚至从动作捕捉拍摄场地落实，到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税务审批流程，再到公司员工住宿，都为其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政策对接。

如果你生活在浙江，一定会常用到一个软件叫“浙里办”。这个软件从“政策计算器”的智能匹配，到“企业码”的全场景应用，500多个便企服务事项、190 余类法人高频电子证照一应俱全。

对大学生来说最麻烦的“人才认定”流程也被浙江优化，杭州某科研团队通过人才码申请省级重点研发项目，从提交申请到收到初审反馈，仅耗时7个工作日，相较于以往至少缩短了一半时间。

在全国“放权为企”的征程中，浙江可以称为先行者，也最先收获了成果。

02生态土壤：让每个要素都能“自动连接”

杭州的创新生态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被规划出来的“热带雨林式”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下，“杭州六小龙”的出现是必然结果。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咖啡馆里，你可能同时遇见阿里工程师、浙大教授和95后创业者讨论脑机接口项目；在运河边的共享办公空间，跨境电商卖家正通过滨江区的云计算实时调整米兰仓库的库存。

这座城市用“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的生态闭环，让每个创意都能找到阳光雨露。

拿城西科创大走廊举例，其可称为杭州的“创新高速公路”，集聚了杭州8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65%的独角兽企业和50%的院士专家工作站。最为有名的淘天集团、蚂蚁集团、阿里云等头部企业，以及游科互动、强脑科学、云深处等“杭州六小龙”半数扎根于此。

还有资本，浙江始终坚持做耐心资本。

2016 年的医疗器械赛道尚处寒冬，赵中博士的血管介入技术还在动物实验阶段。海邦投资却在天使轮果断注资。8年间，海邦投资陪伴企业穿越22次临床试验，最终见证归创通桥在港交所敲钟，成为神经介入器械的国产替代先锋。

2020年，当曹鹏博士带着脑机接口项目佳量医疗叩响海邦投资的大门时，Epicure神经刺激系统仅有 3 页设计稿。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宣武医院完成多例癫痫治疗手术，让“意念控制”不再是科幻电影的专属。

除此之外，浙江还有万物生长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云栖大会等等，再加上一直被看重的创新创业大赛，浙江为所有的创业者尽可能地提供了资源聚集地，让创新资源得以流动。

这种生态的威力在于：一个浙大教授的最新算法，可能3天内就能在阿里云找到应用场景；一个创业者的idea，在滨江区的咖啡馆就可能遇见投资人。

就像网上有些创业者说的：“在浙江，不是你去找资源，而是被资源推动着奔跑。”

03浙商精神的强大内核

我们分析“杭州六小龙”，应当将目光往前移，聚焦到浙商群体，从历史与现实中探寻其背后的精神密码。

浙商是极具韧性的一群人。

老一辈浙商曾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劲，有名的“四千精神”便是最好的诠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案例数不胜数。

40年前的温州街头，修鞋匠南存辉开始创业时，4个人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赚来的第一笔钱只有 35元，如今他的企业已成为全球电气行业的领军者。

1987 年，42岁的宗庆后被任命为经销部经理时，面对的是一个仅有几名员工、负债累累的小厂子。为了打开销路，宗庆后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送货上门。而今天的娃哈哈成为了中国饮料行业的领军者。

而吉利汽车李书福，这位60后企业家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民营造车企业、第一个开创了汽车的2万元时代、开发了中国第一款跑车、开发出中国第一款自动变速箱、第一个民营汽车收购外国品牌......

前浪铺好了路，后浪也正在书写自己的故事。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下当时全球最大的IPO纪录。

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以“四足机器人”打开智能硬件新赛道，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新凤鸣集团董事长庄耀中通过“工业大脑”实现化纤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将企业营收推至百亿元规模。

当游客在西湖边惊叹“水面倒映着阿里总部玻璃幕墙”时，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或许正是杭州魔力的终极密码：它证明了一座城市完全可以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成为技术革命的策源地。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杭州？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当政府、生态、精神织成一张密网，或许杭州科创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

就像周国辉在《有为与有效》里写的那句话：浙江布局的不仅是一片土壤，它更像是一片“热带雨林”，有丰富的内容和要素。它不是1+1=2的简单堆砌，而是要素之间互相配合融合，由此产生了更大的生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