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当前整体国内棉花市场来说，轧花厂的各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形之手调控的节奏问题，最初的烂发资质导致轧花厂产能严重大于产量，而整体思维又停留在价格低风险不大，价格高风险增大，这种很线性的层面上，所以前几年的抢收状态导致了很大的决策惯性，让轧花厂认为抢收之后总有解套机会，而事实上从市场机制定价来看，只要整体的交割逻辑不变，年度的中前期确实会有这样的机会，但问题是很遗憾，去年的强力干预措施，导致了这样的机会没有出现，调控对于期货的理解层面较浅，从定义上来说，期货的功能在于发现价格以及转嫁风险，转嫁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投机的参与，等去年十月份直接摁死了期货价格以后，导致投机参与度不足，也就无法提供轧花厂足够的，达到预期的转嫁风险的机会，同时也导致了本年度各种怪象的出现，包括轧花厂的后点价行为，同时也为期现商的基差内卷埋下了伏笔。既然有形之手，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只能靠价格下跌的市场无形之手，来调整整个行业的生态了。

　　所以整个轧花厂群体的现状演化至此就变成了期现双边都有巨大的头寸，想要兑现的一个状态，但很显然当前下游的状态并不能提供这么大体量的流动性。上海疫情而言，如果整体封控严格，执行到底清零，那可能状况稍好，但因为担忧经济等原因导致了过于急迫的开放，其实这几年的疫情情况已经很明显，这样的操作带着明显的焦虑性，反而会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就好像一个病人一样，急性病容易变成慢性病。这些对于经济的直接伤害在于无论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丧失了预期的稳定性。而对于像服装等非必需消费品来说，其伤害更加是直接并且明显的。所以当前现货流动性较差的情况下，大家就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收储了，甚至有某张姓人士说的煞有介事，但更多的只是一厢情愿，小丑跳脚而已。首先在如此高价的状态下，凭什么国家要启动收储来保护轧花厂群体？有人说如果不收储轧花厂会连带银行资产受损，但本质上这两个都是国家资产受损。其次当前疫情防控以及经济需求不佳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各处都需要用钱，凭什么拿钱来收储棉花？当然这些都是政策层面的东西，暂且不论。

　　然后有人说，只要中小轧花厂砍仓出场以后，大型国企挺价不卖，那么就会最终期现回归。这个事情我在去年也提出来过，但当时的情形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中小轧花厂砍仓出场，他并没有完全出场，还有大量的后点价，多单需要兑现，这就给期现回归提供了巨大的盘面兑现压力，同时这种情况下，因为下游提供流动性不足，即使有期限回归，也只不过是短期空头平仓带来的价格反弹，因为总体投机空头介入，数量有限，即使反弹能带来的流动性也非常有限，而大型国企请挺价不卖是真的不卖吗？当然不是，只是为了等待更高价格去兑现，并且不是同一家节奏步调也难以协调，所以他们一旦开始卖，市场的流动性是提供不了这样的高价支撑的，所以这也是个伪命题。

　　最后其实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本年度的这种情况已经大幅度削弱的下年度初期新花收购的囚徒困境。虽然产能大于产量的格局依然在，那一方面如果现货销售不畅，轧花厂不砍仓，后期库存依然较大，那么占用了大量的银行放贷资金，下年度放贷额度受限，整体风控加强，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中小轧花厂低位砍仓出场，那么整体参与收购力量减少。然后最最关键的问题是，囚徒困境的破解有赖于要么信息完全沟通，互相信任，要么有人监管，要么提供一个更大的囚徒困境。今年的状况就给了大家一个线性的更强的警示，虽然入场收购以后面临成本的亏损，但整体亏损相对有限，但如果在高价位收购，有没有很合适的载体去转嫁风险，那么可能亏到整个轧花厂破产。有了这个衡量在那边以后，整个囚徒困境的收购动机就会减弱。那新年度收购必然会锚定期货价格或者锚定现货接受程度，只有大幅度低于陈棉现货价格或者套保期货直接就有利润的情况下，轧花厂才会收购，这就使得新棉整体成本必然远低于陈棉，而这就会提供一个最大的成本塌陷的预期。有人觉得今年棉农整体成本高，会对价格有所支撑，这个在初期可能会有，但需要明白的是，整体压花厂跟棉农博弈中的定价权并不在棉农那边，去年是因为轧花厂的囚徒困境严重，压花厂在籽棉收购中的定价权很低，但一旦今年收购积极性严重下滑，价格在18,600上方是有支撑的，但跌破了18,600，对于棉农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本质上的矛盾在于整体轧花厂期现两端有太大的兑现意愿，但市场支撑不了，而本身这个问题又会导致下年度的收购对本年度带来成本塌陷的压力。所以说白了，去年到今年的高价其实是叠加了轧花厂本身囚徒困境的竞争溢价，所以当前通胀等问题对于棉花来说反而不起太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