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025年10月24日至2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数据显示，人民币全球交易量占比升至8.5%，与英镑差距缩小，国际化进程迎来新机遇窗口。

当前，国际货币领域的最大变化正在发生。在全球新变局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显现，各国加速去美元化进程，呈现出多元化储备货币趋势；数字化加速发展，数字货币以及新型国际货币体制机制更加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由潘英丽、管涛、张明合著的《货币新局：国际金融格局重塑与人民币新机遇》立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脉络，着眼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新定位问题，探讨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前瞻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赋能新路径。特节选管涛老师的观点，以飨各位读者。

一、进一步扩大资本账户制度型双向开放

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货币国际化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二者并非简单的先后顺序关系，而应依据市场需求协调推进。为此，必须积极稳妥地推动和优化资本项目开放：对已放开的项目要提升效率与便利性；对部分放开或不可兑换的项目则需加快研究推进，例如试点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并探索建立非居民个人境内投资渠道。

未来的核心任务是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高水平的金融制度型开放。这要求我们扩大开放范围，在市场层面统一规则、优化营商环境；在机构层面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投行；在产品层面丰富境外投资者可交易的品种，并拓展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同时，必须强化规制建设，推动国内监管体系与国际规则接轨，并通过扩大内地与香港及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联通，增强人民币使用的韧性与黏性。

为确保开放进程平稳，必须同步深化国内金融市场与汇率配套改革。这包括加快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逐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与预警。

最后，构建 robust 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是开放的基石。必须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完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持续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以在国际收支或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失衡时，能及时采取必要的保障与控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进一步完善有管理浮动的汇率调控机制

为应对人民币汇率在外部紧缩周期中持续承压的挑战，并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建议适时取消每日2%的涨跌停板限制，实行不事先宣布浮动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同时，可选取特定时点的交易价或加权平均价作为参考汇率，以取代现有中间价，从而顺势实现中间价、在岸价与离岸价的“三价合一”。此项调整属于汇率政策操作层面的优化，不改变现行汇率制度的基本安排与运行趋势，但能显著增强央行调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并对外释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积极信号。

配合上述核心调整，还需推行一系列配套措施：

首先，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工具箱，通过加强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拟定预案，以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强化风险中性意识的基础上，通过扩大交易主体、增加交易产品、放松交易限制来深化外汇市场发展。

再次，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政策透明度，以更好地享受汇率浮动带来的益处。

最后，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由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通过提升非价格竞争力与贸易议价能力，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

三、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主体与基础制度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涉及面广、复杂性高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制度到微观机制进行全面优化，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支撑体系，着力疏通人民币跨境循环中的“中梗阻”与“最后一公里”。推进过程中，必须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抓手，着力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要转变过去侧重发展离岸市场的思路，将重心放在提升在岸资本市场的深度与弹性上。具体而言，需稳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境内股票市场的渠道，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推动产品创新，并开放国际板吸引海外优质企业上市。同时，必须做大做强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其打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石，通过扩大熊猫债、玉兰债发行，优化基础设施，并在离岸市场建立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安全、高效、流动性强的人民币金融资产。

强大的金融服务网络是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必须鼓励中资银行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完善海外布局，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融资和汇兑服务。要支持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丰富人民币业务场景，并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创新推出人民币贸易信贷、银团贷款等产品，同时优化信贷审批模式，更好地满足各类企业的真实融资需求。与之并行的是建设自主、高效、安全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必须大力扩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规模与效率，积极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优化离岸清算行全球布局，并推动支付清算技术升级与国际标准对接，从根本上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升用户体验。

坚实的制度环境是培育人民币国际化“软实力”的关键。要着力推动税收、会计、审计等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完善特别是涉及《破产法》的法律框架，深化评级机构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创造一个规范、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最后，必须坚持市场驱动原则，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其在对外贸易投资中发挥“本币优先”的示范作用，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培育其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和风险管理的习惯与能力。唯有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的协同努力，系统性破解难题，才能培育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市场需求，推动其行稳致远。

四、更好地发挥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

离岸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中国香港为主体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长期发挥着政策“试验田”与市场“桥头堡”的双重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未来10至15年是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亟需促进离岸市场自身发展及其与在岸市场的战略协同，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网络与规模效应。

首先，必须强化离岸与在岸市场的战略协同。 在岸市场应通过深化资本项目开放，鼓励双向投融资，为离岸市场注入充裕的人民币流动性。离岸市场则应发挥其监管灵活、成本较低的优势，积极推动以本币优先为原则的产品创新，探索人民币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并为在岸市场开放提供实践经验。两个市场需形成合力，共同提升人民币跨境流通的便利性与网络化水平，增强用户黏性。具体举措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与央票发行规模，鼓励政策性银行及优质企业发行“点心债”，以此丰富离岸人民币资产供给，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

其次，需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并带动全球离岸市场协调发展。 香港凭借其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已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应依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全力支持香港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功能，强化其人民币投融资枢纽作用。在此基础上，以香港为支点，联动伦敦、新加坡、卢森堡等国际金融中心，并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RCEP区域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通过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结算等多种方式，提升人民币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水平。

再次，应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支持离岸市场的产品与业务创新。 应充分利用常备货币互换协议，鼓励各离岸市场基于本地需求，创新发展人民币贷款、债券、资管及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对境内投资者，需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逐步纳入债券回购、国债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同时，应着力构建离岸人民币生态圈：在业务欠发达地区，通过代理行模式拓展服务网络；有序增设人民币清算行；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通过系统互联、标准统一，力争实现全球7×24小时不间断的人民币服务能力。推动支付、交易、登记托管等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对接，建立高效的PvP与DvP结算模式，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安全、便捷的人民币服务环境。

最后，加强在岸与离岸监管合作，构筑坚实的风险防控体系。 需研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持续连接结算系统（CLS）的可行性，以降低跨境结算风险。同时，应建立完善的紧急流动性支持安排，允许境外参与者以合格债券为抵押从CIPS获取日间流动性。深化内地与香港及其他主要离岸市场的监管合作机制，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有效抑制投机性跨境资金流动，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确保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五、稳步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与推广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研究普遍存在“重制度、轻技术”的倾向。然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推动跨境支付体系深刻变革，并可能以此重塑国际货币格局。在这一进程中，央行数字货币凭借其内嵌的安全性、终局性与完整性，展现出革新跨境支付的巨大潜力，有望成为货币国际化的新赛道。

数字人民币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设计融合了分布式账本等前沿技术，能够实现跨境支付中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同步传输，从而在技术上规避对SWIFT等传统通信渠道的依赖。这一特性不仅提升了支付效率，也为应对潜在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全球各国正加速CBDC研发，我国必须把握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争取在货币数字化浪潮中占据先发优势。

推进数字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系统布局：首先，加强国际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人民币系统与各国CBDC框架及多边跨境支付网络互联互通，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拓展应用场景；其次，持续技术创新，重点提升智能化水平与隐私保护能力，满足多样化支付需求；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争取在技术规范和监管规则方面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必须继续完善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为核心的传统基础设施。CIPS作为人民币跨境清算的“高速公路”，其发展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交易规模和覆盖范围相对有限，尚未形成与货币使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约80%的交易仍依赖SWIFT进行报文传递，二者目前呈现互补合作而非竞争替代关系。

因此，我国应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人民币这一前沿支付工具，另一方面持续做大CIPS规模、提升其独立性与效率。通过传统基础设施与创新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共同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为构建更加多元、高效的国际货币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六、尝试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碳定价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战略路径。通过推动人民币与碳定价机制深度融合，形成"碳货币化"发展路径，可为实现"双碳"目标与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双重机遇。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系统推进：

第一，建设高效统一的全国碳市场。 需科学设定碳排放总量并建立逐年递减机制，优化配额分配方式，逐步引入拍卖机制，完善碳储备制度，确保碳价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为人民币碳计价奠定市场基础。

第二，构建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 可通过修订环境保护税，实现碳税调节功能。建立碳市场与碳税并行互补的体制机制，既发挥价格信号引导作用，又确保政策协调有效。

第三，完善碳价收入管理并深化国际参与。 将碳市场与碳税收入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碳定价机制建设，在国际碳底价等倡议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这一系统推进过程，将使人民币在绿色金融领域赢得更大话语权，通过碳市场这一新兴载体增强其大宗商品计价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充满潜力的新发展通道。

七、加强金融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监测，提高宏观审慎管理能力

面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挑战，传统监管思路已显不足，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应对体制机制。这一顶层设计可概括为“三个理念”与“三支箭”的有机整体。

核心理念在于三位一体的风险观：

首先，以发展对冲风险。需认识到防范风险本质上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波动式发展需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经济强则货币强，经济稳则货币稳，因此根本路径在于通过高质量发展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稳定机制。

其次，以供给弱化风险。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将长期面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短边”约束，风险防范需兼顾供需两侧。在培育需求侧网络效应的同时，更应加强供给侧的基础设施安全建设与预期引导，维护人民币供求在合理区间的动态平衡。

第三，以政府逆周期应对风险。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构建防范风险的“三支箭”：一是保持政策跨周期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避免因政策反复引发市场大起大落；二是推动发展模式从过度依赖离岸市场转向深化在岸市场开放，弱化外部溢出效应；三是加强总需求管理，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与逆周期调控能力。

支撑体系聚焦四大能力建设：

一是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统计预警体系。完善全口径跨境收支统计，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异常线索筛查机制，将人民币跨境流动纳入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并推进相关法治建设，夯实本外币一体化风险防范的基础。

二是完善两级逆周期宏观调控体系。构建本外币一体化宏观管理框架：对内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对外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用好各类逆周期调节工具，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维护金融秩序，引导市场主体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三是健全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需充分发挥汇率作为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坚持“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的逻辑，通过增加汇率弹性有效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同时加强预期引导与管理。

四是培育人民币国际化内生稳定能力。关键在于推动人民币从国际投资货币向国际融资货币转型。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支持各类主体在境内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将人民币融资功能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能输出等实体经济优势相结合，逐步建立人民币货币区，通过做大做强人民币经济圈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这一系统化监管框架，通过理念创新与制度保障的协同，旨在为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构筑坚实防线。

八、对等使用和互惠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设计

为顺应世界经贸多极化趋势，破解“新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与数字技术革新共同构成了体系多元化的现实基础。对此，提出以下改革路径：

一是深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秩序，打破个别国家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垄断性权力，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增强体系包容性与透明度。

二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通过G20等多边机制深化政策对话，遏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负面政策外溢，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韧性。

三是建设新型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更加中立、高效的跨境支付与清算网络，打破现有支付垄断，减少政治因素对正常金融往来的干扰。

四是拓展区域货币合作。 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合作框架，积极推动区域内贸易投资的本币计价结算，培育多极化货币的实体应用场景。

五是构建多层次应急体系。 不寻求建立平行体系，而是通过货币互换、多边货币桥等机制打造备用方案，为应对极端情况做好预案，稳步推进货币多极化进程。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稳定且适应时代要求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货币新局：国际金融格局重塑与人民币新机遇》

潘英丽 管涛 张明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