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的语境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相反甚至极端的叙事陷阱：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与人才，中国就必然会在某些关键领域实现全面突破；另一种则是技术悲观主义，将外部约束视为不可跨越的结构性障碍，从而低估制度韧性与组织能力的作用。

方兴东教授的大作《昇腾崛起》的意义恰恰在于跳出了这两种简单化叙事，而试图从国家能力、技术体系与全球结构重组的交叉点，重新理解中国科技在外部压力下的演化路径。

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技术分工是建立在效率最大化与市场扩张逻辑之上的“开放体系”，那么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的崛起而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则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在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不再只是生产要素的优化工具，而逐渐演变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平台即治理，类似的变化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竞争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或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在外部技术封锁与内部产业升级之间，构建一种新的“技术生存结构”。迄今看来，这种结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基础硬件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第二是围绕开发者生态与应用场景的系统组织能力；第三是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能力的制度能力。缺乏其中任何一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自主创新”都可能停留在局部突破阶段，而无法形成体系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技术体系高度集中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图形处理器（GPU）、AI训练框架与云计算基础设施越来越被极少数企业高度垄断的背景下，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整个技术栈的结构性依附问题。这种依附不仅体现在硬件层面，还体现在软件生态、开发者习惯以及标准接口之中。因此，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昇腾崛起》一书所呈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产业组织逻辑：在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通过平台化方式实现资源快速聚合与迭代优化。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硅谷路径，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集中配置，而是一种“嵌入式国家能力”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既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技术体系的节点，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张力和动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和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组织动员能力，在带来突破效率的同时，也对创新体系的长期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一个高度目标导向的技术体系，往往擅长解决“已知问题”，但在面对“未知问题”时，其探索能力是否足够开放、多元与容错，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问题。从经验角度来看，任何目标导向和政府主导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往往是“追赶型”的。这是一种“别人有了，我也要”的追赶模式。而对“未知问题”的发现、定义和答案寻找大都发生在人们所说的一个“技术思想市场”之中，“多元、开放、容错”便是“技术思想市场”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突破”，更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技术竞争残酷性的另一面，就是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从全球视角来看，技术体系的分化正在加速形成不同的“数字主权空间”。美国强调以企业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模式，欧洲强调以规则治理为核心的技术约束模式，而中国则更强调以系统能力与产业链完整性为基础的整体推进模式。尽管这三种路径的形成并非因为简单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与制度结构下的不同演化结果，但是对各自的技术进步正在产生深刻和深层的影响。三种路径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各自的“路径依赖”，充分吸取其他路径的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能力并非仅仅是把各自的优势最大化，而是能否保持一种“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技术生态。

在这种背景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现代化路径？这种路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路径能否在未来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韧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单一技术指标来回答，而必须放在国家能力、产业体系与国际结构互动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因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某种技术乐观的结论，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科技崛起的分析框架：它既承认外部约束的现实性，也强调内部组织能力的关键性；既看到技术竞争的残酷性，也看到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关于技术的讨论，更是关于国家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重建确定性的讨论。

如果说未来10年全球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是“算力结构”，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可能并不是单一技术节点的领先，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在长期博弈中持续组织技术、资本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协同能力。《昇腾崛起》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系统性能力竞争”的现实起点。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校长讲座教授

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