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意价格水平的判断标准

从宏观角度来看，CPI转正并不意味着价格已摆脱低位。以1990年之后日本长期处于价格低位时期为例，其CPI虽为正，但数值仅为零点几。因此，要判断一国的价格对经济是否适宜，应使CPI逐步接近2%甚至部分国家设定的3%目标，这才是真正摆脱价格低位的标志。CPI若仅为零点几，仍会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预期产生一定制约。更为合理的方法是，根据全球央行界较为一致的看法，CPI应实现2%左右的增长，而非仅作为上限，同时GDP平减指数为正也是适宜的衡量标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中，我国经济中的量与价基本上是统一的。当全年GDP目标得以实现时，价格通常也能顺利达到预期目标。近年来，我们成功实现了全年社会经济目标，实际GDP增速达到约5%，价格却未如以往那样随GDP增长而上升，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实现“物价合理回升”。这一现象构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可以探讨诸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应对措施，但核心问题在于：实际GDP已实现目标，为何价格却未能随之上升？不少经济学者呼吁价格上升的必要性，而实际GDP与价格之间的背离现象亟待解释。实际GDP反映的是经济的“量”，而价格则代表“名义值”，二者为何会出现背离？只有首先厘清这一问题，才可能出现相应政策并付出力度。

二、量价背离的原因剖析

量价背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具有竞争力的可能解释：其一，部分支持性举措可能影响某些行业价格。尽管价格下降，企业仍继续生产，因为支持举措使其能够维持生产活动。其二，微观经济学中存在一种现象：即使价格下降，企业仍会继续生产甚至增加产量。这并不罕见。当商品售价降至总成本以下时，企业虽然总体亏损，但只要售价高于可变成本，企业仍会继续生产，甚至保持较高产量。这种微观经济行为与宏观层面的实际GDP稳定而价格中枢下行的现象密切相关。基于这种微观经济逻辑，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当前不少商品售价已降至总成本以下，但仍然高于可变成本，企业仍会维持生产。因此，对于宏观决策而言，是关注产量还是价格？如果仅关注产量，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使得根据生产法计算实现GDP变得相对容易；但如果要实现量价和谐，则可能需要采取超常规的政策措施。

三、新动能发展与总需求政策匹配

新动能等领域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然而，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来看，以人工智能发展，意味着单位劳动力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单位产品售价会进一步降低。在供给端，新技术突破推动供给不断扩张，而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供给扩张对宏观经济和价格会产生向下的压制。因此，新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是积极的，尤其是从长期来看；但在短期内，供给的快速扩张需要需求端的相应适应。只有当需求端能够积极扩张以匹配供给端的生产力提升时，供需矛盾才能得以缓解。如此一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盈利和微观预期也将得到改善。在当前时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总需求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为实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让微观主体感受到价格、利润和收入的温和上升，进而达成更优化的经济均衡，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