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我们要预判未来，关键是要把过去解释清楚，尤其要抓住过去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矛盾。

在我看来，从2021年到2022年底的这波经济的下行，可以从三个因素去解释：一个是疫情，一个是国内的地产行业发展，一个是海外的货币紧缩。

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两年经济很差，主要是疫情。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疫情只是影响经济的一小方面因素。从2020年年初到2022年年底，三波比较大的疫情爆发的时候，经济都会在短期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要把这两年的经济下滑都归结为疫情的冲击，那太片面了。

我认为，预判2023年的经济走势，疫情因素还是要考虑在内，但从数据分析能判断，疫情带来的冲击大概是短期的，短期内经济可能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不能改变经济整体向好的趋势。

以中国香港的数据为例，中国香港在2022年二季度时，由于完全放开有过一波比较明显的疫情传播，而且带来了比较高的死亡率。大概在4月的时候，一个月内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占到了全香港总人数的大约千分之1.1，这是相当惊人的数据。之后整体疫情就比较平稳，而香港带给制造业PMI的冲击也是短期的，在疫情放开之后，经济景气程度回到了疫情冲击之前的水平，这是中国香港的情况。

而中国台湾的情况可能相对不太一样，中国台湾的疫情放松比中国香港要略晚一些，但是台湾疫情放松后，直到年底整个制造业PMI实际上是在持续下滑的，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用台湾的数据来说，疫情放开之后经济也未必能够回升。我认为是不对的，确实台湾制造业PMI是在一路下行，但疫情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看一下台湾经济运行规律，会发现台湾的经济景气指标与反映全球电子产业景气度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相关性非常强，所以台湾的经济下降，有疫情短期冲击因素，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全球电子产业下行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台湾的经济景气不能够论证说疫情之后经济就起不来。

未来的一个季度里，中国经济应该能够触底回升，整个2023年我想经济应该是逐步抬升，全年2023年全年增速会比2022年要快很多。

海外方面，我讲一下核心结论，美国现在的通胀是几十年未见的，而美国现在所做的这种货币紧缩，比如一次加75个/50个基点的加息幅度，这样激进的货币紧缩，从80年代初反通胀之后就再没有见过，所以应该比较明确的是美国正在经历几十年未见的高通胀和激进的货币紧缩。

在这种背景下，这种几十年未见的高通胀应该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已经观察到美国的这种通胀与工资的螺旋形上升现象。工人的工资提起来后，使得物价更难下降，通胀更难下降，物价与通胀之间的螺旋已经产生。由过去的经验来看，要打破这种螺旋，经济是一定要遭受很大的痛苦的，说得具体一点，要让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涨幅，必须要以大量的失业为代价。

从过去几十年历轮经济周期的经验看，美国工人工资率的涨幅回落都要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大家没工作才能接受更低的工资涨幅。但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处在历史低位，“用工荒”很普遍，在此背景下，我不觉得美国的工人工资率可以很快地降下来，工人的工资涨幅降不下来，通胀恐怕也就很难降下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去讲美国货币要转向宽松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美国的整个高利率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要觉得美联储很快就要降息了。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现在通胀的压力其实很难在短期内明显的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下来美国经济走向衰退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这种衰退肯定会给中国的出口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随着美欧日整体经济景气度的下降，发达经济体景气度还没有见底。我认为“出口的寒冬”刚刚才开始，过去两年整个中国经济应该说是外热内冷，就内需很弱。2023年，外需会稍遭受比较大的压力，所以“稳增长”的抓手就只能来自于国内，我想其实非常明确，将是来自于房地产行业。

从2021年开始到2022年，整个国内的内需收缩的主要来源就是地产投资显著的下滑，现在地产投资增速处在近15年来的最低点。尽管2022年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其实增长还算不错，但是很难对冲地产的下行，所以导致整个国内内需收缩的压力非常大。

当然消费也是内需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认为消费是结果，不光是收入的函数，还是经济预期的函数。所以在经济走弱，大家预期很弱的时候，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得经济能够由向下转向向上，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经济的这种拐头只能指望投资，而投资很明显一定要改变地产投资弱势这一局面。

对此，政策已经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比如去年11月，金融监管层密集出台了支持地产融资的三支箭政策，支持地产的信贷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说地产的融资紧缩局面正在成为过去。12月16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了调了，2023年的政策导向说得非常清楚，是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再加上国内政策对于地产的托底，整个宏观政策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整个2023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应该会在政策带动下明显向好，所以2023年整个经济应该是内热外冷，与过去两年正好反过来。我认为，GDP增速的低迷可能会延续到今年一季度，但从二季度开始，我认为GDP同比增速就会明显回升，到下半年经济增长会回到疫情前比较快速、比较稳健的一种增长局面，所以全年GDP增速我认为应该5%以上没有问题。

2023年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政策亮点，或类似数字经济这样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

徐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在供给面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紧缩性的政策，尤其是2021年以来对房地产的打压，使得经济的增长潜力体现不出来。

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只从需求供给面去讲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因为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是有潜在的假设的，它是假设经济运行处在一个有效的状态，所以供给侧的需求至少在长期是这样，这是现在经济学理论内核里面的一个核心假设。

但是假设放在中国，我想大家都能看到中国其实有很多市场非有效的状况存在，使得我们其实供给能力很大，但是内需明显是不足的。所以长期看，中国实际上从次贷危机之后，需求不足所带来的通缩压力一直是净增长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对中国经济而言，约束不在供给面，而是需求面，能找到需求，经济就能够快速增长。

过去这两年核心问题就是外需虽然不错，但是国内需求紧缩过强，房地产不光是增速低，整体表现非常反常，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下滑。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经济供给面会有问题。

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伤疤效应”？另外，供给端问题虽然是一个长期因素，但它会不会和短期问题叠加产生新的问题？

徐高：首先，“伤疤效应”我觉得是有可能存在，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在过去两年紧缩的政策下，很多做得不错的开发商都处在破产的边缘。所以在未来政策方向不清楚的时候，地产开发商可能仍然会对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心中恐惧，所以未必融资恢复后，就愿意去大规模地做地产建设。

想要消除这种“伤疤效应”，首先要给出清晰的预期，不光是地产开发商，包括民营经济也是一样，长期要给大家吃定心丸。

第二，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增速下降所带来房地产需求的变化。但我仍要强调地产的需求不是一个简单数人头的事情，我们要考虑我们所看到的地产需求，一定要放在现在的整个宏观环境和政策环境下，要考虑一下现在买房的障碍有多高。

中国作为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体，我们会发现各个行业的供给其实都是过剩的，过去15年房地产市场房屋完工面积的增速没有跑过GDP，这是我们供给里最短的短板。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地产市场的调整，增加土地供给，使房价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一线城市，使得可支付性明显改善，我想我们所看到的地产需求绝对不是现在的地产需求。我想只要政策对路，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中国经济，其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2023年有没有需要关注或者警惕的风险？

徐高：我觉得首先国内经济2023年肯定比2022年要好，但海外经济确实会陷入衰退，现在已经是共识了。但衰退的深度到底有多深，现在还是有分歧的，有不少人认为可能衰退是一个很温和的衰退。

我们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西方国家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也很快带动经济明显复苏，但同时也催生了几十年未遇的高通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几十年未遇的高通胀背景下，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在采取几十年未遇的非常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几十年未见的货币紧缩”冲击好像有点太小了。我觉得，尤其投资者，需要高度关注这个风险，有可能货币紧缩的效果比大家现在预想的要大很多。以过去几轮经济运行规律来看，往往是在紧缩尾期的时候，可能带给市场的痛苦是最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