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碳中和到底是一个做蛋糕的游戏还是分蛋糕的游戏？

我觉得既是一个做蛋糕的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分蛋糕的经济活动，做蛋糕也就是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安全、绿色、高效的能源体系。

因为原来的我们的工业化是建立在美国西方所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就是中国有自己长远的历史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

某种程度讲的话，这个历史目标就是中央提的一个词叫“百年未有之变局”，其实背后的含义瞄准的是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的治权或者全球的治理秩序，可能会有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我们谋求的这个目标，你谋求的这个目标，未来的经济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安全、可控、高效的奠基石上，这个奠基石就是能源体系。

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这三五百年，实际上伴随的都是能源体系的变化。这一次也一样，我们构造了这个奠基石以后，我们再在这个奠基石上打造一个未来中国更高溢价的、更安全的一个经济转型的合理结构，一个高效的现代经济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30·60”双碳目标推动的全社会资源配置转移的这个过程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我们看到光是绿能方向产业体系就非常庞大。第二个是绿能的终端消费，就是我们常讲的电气化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突出的就是汽车电气化的过程，因为汽车是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枢纽。美国是建立在车轮子上面的美国帝国，就是因为油气时代，建立以汽车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然后发展成为世界的工业帝国，后来是科技帝国。

中国未来的新能源体系下的经济结构变化，我觉得是同样的规律。

清洁能源时代做好资源分配极为重要

然后这是我讲第二个，那个绿电的消费，第三个还有一个绿电的高效传输，这是宏大的工程。原来在那个油气时代，传输的问题并不突出。

但是在这个绿能时代，它有很强的地理约束。

你看全球的绿能资源主要集中在那三个地区。对于中国来讲，主要集中在广袤的西部地区。而中国的经济密集经济活动和人口稠密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西部生产出强大的绿能，如何高效、安全、低损耗传输到东部，这就是一个技术，这就就诞生了一个宏大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到2030年碳达峰，具体的量化指标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在2030年要达到25%，我们现在是15%，真正的能源替换是在2030到2060期间后半部分的三十年。

我们从这个2025年到206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80%，所以你看到这个四十年跨度中间，所围绕这个产业形成的资本累积、新资本的不断创生以及资本推动下的高速的技术迭代，这个实际上都是做大蛋糕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分蛋糕的过程，因为对于原有的旧系统来讲，资源的转移意味着旧系统要进入一个衰退周期。以前有一些经济的外部性是不负担成本的；在一个新的利润体系下面，它可能要负担成本。我们看到未来出现的新蛋糕，会发生一个颠覆性、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所以这两个过程并不矛盾，它是并列的。

Q2: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整体的这个杠杆率是上升的问题？

经济转型过程如同踩着刹车下坡道阻且长充满艰险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形容，我说中国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研究像一部踩着刹车下坡的超负荷重型卡车，我用的这个比喻，就是形容中国经济转型道阻且长，充满了艰险，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这个下坡的过程，你不能不踩刹车。如果刹车失灵，那就会很有可能车毁人亡，整个结构都有颠覆的可能。所以对驾驶员来讲是既充满勇气也充满挑战的，极具挑战性的这么一个事情。

确实从2018年看，我们每个人都亲历了惊心动魄的下坡转型的这个过程，中间有贸易战，后来又有新冠疫情及各种国际事件，我们都开来了。从现在来看，这辆车应该是行稳致远的，走在既定的轨道上面。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点，客观上讲，那比2018年那个信心要强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保障也会强很多。

各方面，当然这个坐在车里面的人，我们感受到这个毕竟是个转型。这个下坡过程中每个时点所遇到的有些颠簸，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我想今天中央开过了跨时代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两个确立”的政治体系的保障提出，实际上都是为我们这部车的行稳致远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保驾护航的。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拥有极具优势的政治体制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因为我们也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今天政治治理的强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便中间遇到问题，但纠错纠偏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最近的感受，就是去年的煤荒电荒，拉闸限电。国家启动了强大的国家治理，发挥了强大的纠错纠偏能力，在国家机器的强力介入下，所有的次序在一个月时间内逐渐归源。

我们看到去年从八月份开始，资本把商品的金融属性打得很足，三个月时间，那个动力煤从八百涨到了两千三。煤是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主体。煤电是连着的，煤的问题也是电的问题。煤价高企的情况下，那发电厂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就不愿意发电，发不出来就变成电荒。电是中国工业体系定价的锚。

这个体系如果一动，就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包括资本市场，在那一段时间也明显感受到浓郁的滞胀预期，从而产生风险偏好下行。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正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治理，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干预手段，一个月时间，动力煤从2304重新回到800以下。

今天面对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确实建立了一个以“两个确立”为目标的强大的政治治理。这是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中国这艘巨轮驶向远方，也是中国资本市场风险偏好的基石，它估值的基础，它的分母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个。有背后有两个确立的话，这么强大一个政治治理的保障的话，其实中国股票市场，是不会发生大的系统性的这个冲击的。

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动力已经不足经济结构转型是必然趋势

大家也看到，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应该说房地产的管控政策已经松弛下来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一次房地产乘数就举不起来了。

我曾经讲过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现在干坏事的工具没有了。资管新规以后，特别是从2016年去杠杆以来，影子银行被剿灭了。这个体系不复存在了。你一根烧火棍都没有了，你怎么加杠杆？所以这是核心原因之一。

第二个，以前是有强大的利益机制驱动。整个影子银行体系大家都知道，中间把风险搁在一边，实际上是风险的转移，然后把杠杆加上去，中间转移风险形成的利差，就变成做结构的这一部分人所分享的蛋糕，就是个套利的过程。现在没有人再去干这个的事了，都没有欲望了。

第三个就是最根本的是预期发生改变了。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个大的社会系统改造方向以后，那直接瞄着具象化落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未来税收结构的主体会发生变化，从企业逐渐转移到资产这个领域，推动资本的平权。

事实上我们从去年可以看到，这一年的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来自房地产，来自互联网，来自医疗，来自教育，来自娱乐，这些变化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未来呢，比方说以资产为主体的这个税收结构，这个直接税的结构，这个比例会显著的提高，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直在热议的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包括有可能的资本利得税。这些税收主体逐渐都会完善。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最大的跨期经济决策就是购置房产，那个没放出来的底牌，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个剑。如果未来将承担那么高的税收，这个预期就会发生变化了，就是跨期决定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整个全社会的广义资产收益率的这个频谱，它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它的变化直接引导的就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构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地产在居民的财富结构中间，占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结构，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深刻的变化，它的比例可能会显著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