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各国都相应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地缘冲突等短期上的冲击，导致全球通胀压力攀升，您认为这对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伟：在这轮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下，可以看到主要的经济体纷纷采用了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方式，去应对疫情的冲击，并且宽松的力度较大。首先是财政端，用疫情期间财政刺激的规模比上疫情前正常年份的财政支出，以19年的财政支出作为指标来刻画财政端发力的力度，我们会发现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指标飙升的幅度较大，比如美国大概70%多，欧洲大部分经济体30%左右，日本在50%以上，远远的大于2008、2009年之后的刺激力度（10%左右）。所以在这轮疫情的应急需要下，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与此同时，货币端也在全面配合“稳增长”，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央行合成的M2增速指标创下新高。当然，中国保持了相对克制的一个做法，我们刚才提到的财政刺激规模占正常年份财政支出的比重，中国的指标大概在10%左右。但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力度较大，政策效果也较为显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体在疫情期间受到比较明显的冲击后，伴随着稳增长措施的发力，经济很快出现了明显修复的迹象。在过去几个季度里，IMF对2021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伴随的政策落地，不断往上修，但是相应的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成本我想说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劳动力价格高涨。在正常的经济冲击下或者经济回落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一般是先降，伴随着经济的修复再慢慢回升。但是在疫情期间，劳动力的价格不但没降，甚至由于相应的财政政策，比正常年份涨得还要更多。主要原因是大家的就业心态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一些老年人提前退休，年轻人选择躺平来应对于就业压力等等，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持续处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第二就是对产业生态的破坏明显。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多中上游行业的资本开支在不断走低，但在疫情期间很多传统行业的产能又面临着被动的供给侧改革，从而被消灭。这种产业生态的破坏是需要一些时间去修复的，或者在眼下的环境下修复得还会特别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疫后经济的潜在增速水平会低于疫前，通胀的中枢相比以前会更高，换句话讲，全球经济相比过去更容易陷入到滞涨的状态，所以全球通胀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货币问题或是供需问题了，包括我们再去看商品的价格涨幅，它的幅度和速度都是远远大于历史每轮的周期，很可能往后的一段时期，都会处于居高的一个状态，对于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在全球大通胀的背景下，该如何进行投资，让资产更好的保值？

赵伟：在全球大通胀的背景下，很显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是易上难下的，尤其是疫后主要的经济体在进入到政策正常化加快的一个过程中。而股票容易表现为结构性分化，更多偏向于盈利端的改善，而偏成长、久期长的一些行业的估值端容易受到压制，因为在无风险收益率上行的过程中，容易对成长类股票的风险偏好形成一定压制。对于商品来讲，资源类的价格有可能持续居高不下，甚至在需求修复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抬升。而且无风险收益率上行，波动也容易放大，商品中的黄金作为一个降低波动率的资产，配置价值反而上升。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各类资产都会表现出一些跟过去不太一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