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以“乱云飞渡”来形容相当贴切。即便如此，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第一季度6.4%，第二季度6.2%，上半年累计增速6.3%，恰好运行在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6.0%至6.5%区间的中央。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便目前增速较之前有所放缓，但仍然呈现出“就业比较充分”的状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比GDP增长速度这个数据本身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正是基于这一方针，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第二季度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政策只具有短期效果而无法改变长期趋势。中央强调“把握长期大势”，就意味着市场不应该对短期内政策进一步更大力度的宽松抱有太多期待。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财政政策的部署是“继续落实”，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保持”。

“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则是对当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具体来说，年内就是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双稳”，即稳增长和稳杠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确保“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第一，以改革创造适宜货币条件。

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共同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货币条件。与传统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做法不同，当前更多采用了推进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办法，来为经济提供“缓冲器”、为企业提供适宜的融资成本。

在汇率改革方面，8月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心理关口“7”，标志着人民币终于摆脱了“浮动恐惧”；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也下降至2015年11月有数据以来的低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市场力量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反应和缓冲，即便在美元盈利不变的情况下，也能够直接改善外向型企业的本币账面利润，从而改善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评估，让企业的融资条件更为宽松；同时，汇率的变化也有助于缓和当前我国PPI的压力，从而提高名义GDP增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汇率弹性的扩大能够让政策当局在货币供给量维持稳健的情况下，实现“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在利率改革方面，与传统直接降低贷款利率的做法不同，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坚持用改革办法，促进实际利率水平明显下降”。具体来说，就是“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在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基础上，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由各报价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方式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根据报价计算得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发布，为银行新发放贷款提供定价参考，带动贷款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降低”。这意味着，未来贷款利率将会对货币市场状况反应更加灵敏，货币政策意图从央行传导到企业资金端会更加迅速，由此将大大缩短货币政策时滞，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第二，以改革引导市场有序出清。

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是基本规则，刚兑本质上与市场原则并不相容，也有悖于金融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要求。因此，打破刚兑本质上也是一种体制机制改革。5月24日，金融机构的刚兑被打破，市场开始对同业的信用风险进行重新定价，银行间不同评级同业存单的信用利差走势出现分化。这种分化能够通过资金成本的变动来促使金融机构稳健经营。7月16日，国家发改委、最高法、人民银行等13部委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是一项更为系统全面的政策，以期加快“僵尸企业”退出，“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第三，以改革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要实现“双稳”，就必须要引导有限的信贷资源投向高质量的经济主体，有针对性地控制存在泡沫化风险的主体对融资的过度占用。为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相呼应，7月29日央行召开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要求“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投放……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占比”。主动引导信贷投放、促进高质量信贷增长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只要资金投向具有还本付息能力的主体，经济就能够进入“双稳”的良性循环。

第四，以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自去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状况起伏不定，引发了各方担忧。然而，冷静思考一下，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行为无非是把过去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全球贸易体系切割为了“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中国和全球除美国以外的国家，“第二个世界”是美国和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国家，“第三个世界”是中美之间。在前两个世界中，关税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对国际贸易仍然有利；只有在第三个体系中，即中美之间目前关税很高。从量上看，中美贸易在我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有限，目前只有10%左右，我国与欧盟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在我国贸易中的占比则在稳步提升；从质上看，全球范围内美国独占性的技术并不多，很多欧洲国家、日本、韩国都有相关技术。由此，美国加征关税，短期可能会给我国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无法承受；长期反倒给我国提供了“化危为机”的动力和机遇。

具体来说，在宏观方面，除非某个产业链纯粹是为美国而生产，否则并不会全部移出我国，而是会形成“美国国内生产供美国，中国生产供全球(美国市场除外)”的格局。在微观方面，则会激发我国国内企业在进口替代方面的巨大活力。以通信领域为例，在美国对中国一些通信企业发出禁令之前，我国的这些企业基本还只能算是关键领域的硬件公司，谈不上有什么生态圈，而美国禁令发出后，迫使这些企业正式开始了为建立自己的生态圈努力。这些领头企业的行为，直接让国内企业看到了希望：之前无论自己如何努力，短期内都不如美国企业做得好，因而几乎没有获得大量采购的机会，而现在只要能够在国内同行中做得最好，就可获得进入生态圈并快速成长的机会。数据也清晰显示了这种状态，虽然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之前我国盈利增速一直正增长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利润同比增速自2018年11月开始跌入了负值区间，但该行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却自今年2月以来开始探底回升，持续逆势增长，目前增速已达到22%，距2013年以来该行业民间投资最高增速28%仅有约6个百分点的差距。由此看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未来将大有可为。

综上，虽然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只要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就能够实现年内的“双稳”，也能够为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