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中，通过梳理数据，我们赫然发现，1991年迄今，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完成额增长1000倍，而广义货币供应量仅增长不到100倍。显然，货币供给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中国累计固定资产完成额即将达到700万亿元，但我们的基础货币余额还不到30万亿元。我们用严重不足的基础货币，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固定资产大投资，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创造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2012年起，更主要是通过货币乘数的提高来扩大M2供给，掩盖了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深层矛盾。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不足呢？

四、人民币的锚应该是什么？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上学时免费的、医疗是免费的、城里人的房子也是免费的，吃喝拉撒睡，几乎一切都是国家包办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商品交易，凭票供给制度下，产品的交换类似于以物易物。这个时候，货币几乎是多余的。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货币供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足的。

改革开放后，从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供给制逐渐被淘汰，计划经济的诸多条条框框被打破，慢慢的，人们吃粮食要用货币了，穿衣服也要用货币了，看病上学要用货币了，家电自行车都没有凭票供应的说法，必须用货币了。渐渐的，全社会所有环节的配给、调拨、凭票供应都没了，除了一些公家单位的人还能享受一些免费医疗之外，无论干什么都要用货币购买了。

货币从何处来？当然要靠国家发行。发多少货币？怎样发货币呢？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中国政府只有从头开始摸索，一步一步来。

不过，要指出的是，1978年之后的世界货币，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就懵懵懂懂地认为货币是超发的，认为国家在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这是完全错误的。

看历史。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的时候，还是感叹官员们害死了他，因为当初要派兵攻打清军的时候，他希望大臣们捐款，但每个人都哭穷说没钱。结果，李自成大军进北京后，大肆拷掠明朝政府官员，搜刮了几千万两白银，自以为富甲天下，哪料到随后兵败如山倒，白银不知所终。

白银，曾经是明清两朝的硬通货，使用频率远胜黄金。就本质而言，黄金白银和纸币，都是实物货币，只不过，黄金白银的规模取决于人类开采的能力，而纸币的规模取决于人们开印的意愿。如果货币是实物化的（黄金白银铜币和纸币），则货币就必然“储藏功能”。你可以把黄金白银埋在房子地下，也可以藏在深山老林里，啥时候取出来，都可以具有购买力。你也可以把纸币封存在墙缝里，需要的时候取出一点儿纸币，就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实物货币时代容易出现通货紧缩？就是因为这些货币具有的储藏功能，有钱人把钱藏起来，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货币的促进生产的职能无法实现，由此导致生产能力不足，社会陷入萧条。

明清两朝的最终败亡都与货币有关。白银这种东西，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依靠外来输出。当白银具有了货币的储藏功能的时候，人们的眼睛一旦看到白银就会发绿。此时，白银就是财富的化名词，甚至于白银就是财富。人们一切劳动、一切血汗，都是为了追求白银。就其本质而言，这便是傅海棠先生所说的“货币本是劳动凭证”。

但如果举国之人民、所有的劳动，都是为了获得白银，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这种白银，本可以通过本国政府的信用来替代。在本国政府没有提供这种信用的时候，便意味着巨大的无用功——中国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结果只是为了获得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一坨白银，而这一坨白银，美洲人可以通过一丁点劳动就挖掘出来。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劳动产品，全都转化成冷冰冰的白银。即便如此，洋人还是不满意白银的流失，转而发动了鸦片战争。甚至于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还通过白银法案继续掠夺中国的财富。

这就是实物货币的最大弊端。实物货币的储藏功能，异化了人类劳动，将人类劳动的结晶异化为实物货币，而不是简单的凭证。所以，谁占有了实物货币，谁就占有了人类劳动。这种错误的定位，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也让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错误地认为印刷钞票就能无偿占用他人劳动，最终酿成一幕幕悲剧。

美国人最先认识到了实物货币的弊端。所以，1944年，他们还承诺美元与黄金挂钩，1971年就彻底放弃黄金，转而可以根据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无限量印刷美元纸币，以促进经济发展。

但纸币其实也是一种实物货币，同样具有储藏功能——即便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贪官家里还会有堆积如山的钞票，这其实是实物货币崇拜的换种——储藏纸币，自以为就是储藏财富。因此，纯粹的纸币，仍有不可消除的弊端。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994年以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是负值，即贷款余额大于存款金额。1978年底的存款/贷款的比值只有0.6，相当于贷款100元而存款只有60元。这是由于当时贷款的钱还是要提取现金带走的，在交易完成之前，很大一部分纸币是在流通过程中，没有来得及存入银行。

只有电子时代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放弃对实物货币的崇拜。贷款只需要在账面上做一下电子记账即可。企业贷款的100万元几乎同时存入了银行。由此，存款规模才会大于贷款规模。

这才是货币新时代。在新时代，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就是政府的信用基础，依靠政府信用背书可以无限制地通过记账模式扩张货币供给量。这才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新时代。所以，拥有自主的货币、自主的货币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从此摆脱了货币不足的羁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行货币了。

但是，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在美元放弃黄金后，世界上仍有众多国家、众多个人坚持认为黄金是货币，从而将货币锚定黄金。在美元放弃实物货币约束后，世界上仍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家愿意将货币锚定美元，将美元作为黄金的替代物，事实上将美元奉为硬通货，从而将国家（地区）的货币自主权拱手相送给美国人。

不幸的是，中国的央行曾有相当长时间也是锚定美元的。这便是1994年1月开始执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企业和个人是不允许拥有外汇的而必须出售给指定银行，并最终售给中央银行，央行借此发行人民币。这造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央行的货币发行功能。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将美元看成黄金替代物，将美元作为硬通货基准，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实物货币思路。

中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屡经调整，到2012年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2014年才基本结束，持续近20年，中国积累了最多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如果不用于购买资源，就等同于废纸。如果美元发行规模不受约束，这些外汇的价值也将逐渐降低。它们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央行提供了发行人民币的锚——有1美元外汇，则央行可以发行7-8元的人民币。

问题在于，中国自己的经济行为，需要多少货币，为什么要锚定美元呢？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就抛弃了白银，随后美元也抛弃了黄金，我们为什么要锚定美元呢？中国完全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自主确定货币发行量，而不是锚定任何货币。就货币本质而言，有货才有币。我们生产出100单位的商品，国内的货币应该符合这100单位商品才是。而如果100单位的产品有90单位出口到了国外，我们换回的货币有什么意义呢？

即便实行盯紧美元的货币发行机制，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也仍然不足。1999年，中国央行的货币发行余额为1.5万亿元，到2012年才达到6万亿元，只是简单增加了4.5万亿元而已。而这段时间中国创造的GDP合计是342万亿元。到2018年，央行的货币发行余额也只有7.6万亿元。其余24万亿元基础货币来自存款性公司的保证金存款。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述的中国基础货币总规模，2017年底是32万亿元，到2018年11月已经只有29.3万亿元了。减少的基准货币，与外汇储备减少和银行存款保证金减少有关。

——换个角度去想一想，20年来，中国累计创造了342万亿元的GDP、完成了50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央行发行的无约束的货币只是增加了5万亿元（其它基础货币是有美元锚定的，属于商业银行存款范畴），从哪个角度能说中国货币超发呢？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印证中国基础货币的不足。很多人感慨，连印度这种国家都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和上学，为什么中国不可以？这种说法是没道理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同样是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上学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放开了一项又一项管制，恰恰把本来应该属于公民的一些福利也放弃掉了。放弃这些福利，并没有通过货币化方式予以补偿，而是悄无声息就没了。缺乏补偿的基本特征，就是取消公有制的就业模式、进入市场化就业后，劳动者工资并没有一个突然性的跳跃式增长。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1年，大学本科生毕业时的基本工资是97元，这个工资，是隐含了国家包分配、免费分配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一系列待遇的。如果你放弃大学待遇去沿海地区就业，当时的工资不过300-500元。甚至于一直到2005年前后，上海的最低工资保障也只有690元。换言之，你放弃了公家单位的一切福利去就业，工资只是高出了几百元，根本无法涵盖你失去的所有福利！

正是这样一个偷换概念式的变化，中国全体国民的劳动报酬被抹去了非常大的福利成分。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众的工资待遇大幅度缩水了。通过低工资的模式，包括农民工的低廉待遇模式，我们换来了30年以上的发展，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了。此时，我们才感慨住房、医疗、上学和养老的费用高昂。现在，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更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才行？

所以，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不足，造成了劳动者报酬的低估。如果我们给全民直接发放货币N万元，则全国也不过需要13*N万亿元货币。但这些货币就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问题，全社会的货币紧缺局面才会得以改善。

很多人会赞成给全民直接发货币，却会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在他们看来，货币发多了，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果真如此吗？

五、有货无通胀

我们假设有一个城镇，一两银子可以买100个馒头。某一天大洪水冲垮了整个城镇。一个富人抱着两个银元宝（每个银元宝相当于10两银子）、一个穷人抱着两个馒头躲到了同一棵大树上，避过了灾难。灾后，四望水茫茫，寥无人烟。富人想要购买穷人的馒头，出价1个银元宝买一个馒头，等于物价暴涨1000倍。这就叫做通货膨胀么？可是，穷人自己要活命啊，他不肯卖。富人出价2个银元宝买半个馒头。物价又涨了4倍！通货膨胀很严重吗？

这个例子明确告诉我们，所谓通胀，根源不是货币发多了，而是物资短缺了。就如本例，货币完全没有变化，但物价却可以暴涨4000倍，根源在于物资短缺。尤其是在出现恶性通胀的时候，根源不在于货币多寡，而是物质资源的严重匮乏。至于有些人提到的某些王朝货政府濒临灭亡前的所谓恶性通胀，也根本与货币超发无关，而是因为那时候民众对货币完全失去信心，政府信用降低到冰点，或者说，政府所控制区域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政府信用破产，货币等同于废纸。

买不到东西的货币，就是废纸。在前述例子中，如果两人都能预料到一两天后水退了，生活还要继续，也许会成交。如果两人都预料到大水要一周以后才退，馒头就是活命的保障，那么，无论出价多高，穷人都是不会卖掉他的馒头的。

此时，货币是什么？不管黄金还是白银抑或纸币，此时的货币就是废物，一文不值！

傅海棠先生认为，货币货币，有货才有币。如果没有物质资源，货币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货币应该对应一定的资源。如果对应着足够的资源，则货币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世人常说的通货膨胀，即货币增加，但物价并没有上涨。

扩展一下前述的例子。假如前述大洪水过后，不是两个人活下来了，而是两万人活下来了，银元宝的数量是的10万个，但馒头数量也是丰富的，幸存的社会形成了每个馒头1个银元宝的价格，并正常交易。某一天，穷人阿里突然在一个废墟里发现了10万个崭新的银元宝，相当于社会上的货币数量翻番了——那么，此时馒头的价格会上涨吗？当然不会！此时，富人阿里购买馒头的欲望没有增加，馒头价格是会保持不变的。但阿里购买其他供给并不丰富的任何商品，却都可能导致该商品价格的上涨，并由此促进其他人努力生产和提供这种商品，从而抑制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的“激励属性”。在特定环境下，货币的增加，会促进人类社会的生产。多发货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传统的经济学却并不这个认为，费雪效应理论认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由于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减去产出增长率。在费雪假定中，中期情况下，真实产出增长率为0，所以通货膨胀率就直接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人们传统的货币增发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就是这么来的。

问题是：增发的货币为什么会是“真是产出增长率为0”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增发货币是应该促进劳动生产的。就好比前述的穷人阿里，一下子获得了10万个银元宝，他想盖一栋大宅子，出价比别人高，其他人就会争相跑来干活。结果，全镇人的总产出就会由此而新增一座大宅子。这样的社会，怎么会产出增长为0呢？

事实上，货币超发则物价上涨的理论早已在现实社会中被砸得粉碎。最简单的例子，1997年7月-2013年2月，16年时间，日本央行的总资产（近似于日本的基础货币数量）从 55万亿日元增长到164万亿日元，增幅2倍有余。这段时间，日本的物价是下降了4%。2012年底，安倍晋三开始主导日本的经济改革，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的总资产从2013年2月的164万亿日元扩张到2018年底的550万亿日元，短短5年增幅超过2倍，但日本的物价也只是有小幅上涨，到2014年8月，即政策实施后一年半，物价曾有6%的回升。其后的四年多时间，日本的CPI指数始终稳定在100-102之间，根本就没有出现物价的快速上涨。

事实上，日本的CPI指数如果以2015年底为100的话，我们甚至能发现，1992年迄今的26年间，日本物价指数就长期稳定在100左右，根本没有什么波动。所谓物价上涨与货币有关，早已被现实无情击碎。只要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物价跟货币就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会举出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例子，来印证货币超发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傅海棠先生曾对此做过分析，他们的货币大幅贬值和高通胀，表面原因似乎是货币超发，而核心原因是其国内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链不健全，石油工业占比太重。比如，委内瑞拉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出口石油换回其它商品，当原油价格比较高时，就可以赚取很多外汇买回充足的生活用品，而当原油价格长期较低时，生产同等数量的原油换回的商品数量就大幅减少，造成国内商品短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而当局者没有找到根由，错误地以为多发货币才能解决问题，结果雪上加霜。

比如，当原油150美元一桶的时候，委内瑞拉工人单位时间产出一桶原油，出口售价150美元，可以买回150美元的商品供国内消费，当原油价格跌倒40美元一桶时，一个工人同样的时间还是产出一桶原油，出口后，只能买回40美元的商品供国内消费，同等劳动的情况下，等于国内产出量下降超过70%，价值通过贸易出口转移到了国外，所以造成国内商品严重短缺，产生恶性通胀，货币大幅贬值。解决的办法应该是生产更多原油或者解决产业链问题，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但他们国家产业纵深不足，很难解决问题。津巴布韦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所以，要解决物价上涨问题，就必须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激励性措施之一，就是增发货币。增发的货币，必须用于生产出更多商品，才会解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货币增发了，但商品没有增多，则势必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中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基础货币供给不足、由此导致银行过分依赖货币乘数的提高（增加贷款），全社会对资金需求的解决也主要是靠贷款，缺乏自身的货币回旋余地。结果，全社会都在盯贷款规模，因为只有贷款规模增加了，经济才会有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关心风险的人也盯着贷款规模，认为这蕴含了较大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低贷款规模。

这就是看到了病症，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尤其是去杠杆，是南辕北辙的自相矛盾的举措。好比一块干涸的土地，本来庄稼就缺水，需要灌溉来解渴，结果偏要在土地上架一个雨棚，连老天降水也要截留掉，其结果，势必是庄稼干枯而死，怎么可能有满地的生机勃勃呢？

所以，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货币发展进程，不难得出结论：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货币供给量不足。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货币超发的现象，而是基础货币供给不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货币政策入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

那么，应该怎样扩大基础货币供应呢？或者说，增发的货币应该往哪里去投、怎样投呢？请见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