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包容新经济，在A股是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对港股来说则只是临门一脚。

因为“不想把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新经济公司关在门外”，港交所最近启动了“香港市场近二十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将允许创新型公司以“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在港上市。

如果不是因为股权结构问题错过阿里巴巴，同时拥有阿里和腾讯的港股市场，今年应该是风光无限的。毕竟，这可是包办了中国新经济中最有战斗力的两艘航空母舰，而能否成就这样的公司，是一个资本市场核心竞争力最直观的体现。

港股改弦更张，令A股更显尴尬。A股今年最大的槽点之一，是它的走势完全不能反映我国新经济的迅猛增长。去年，“十三五”规划最终文本被传要删除草案中的关于“战略新兴板”的表述——在承接中概股、吸引新兴科技公司上，“战略新兴板”被认为可能更有作为，这说明，A股的重点是在休养生息的前提下稳中求进。正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意味着A股暂时没有余力为新经济创造条件。

A股的尴尬，不仅是新经济公司难有立足之地的尴尬，也是传统上市公司的尴尬。在平息不久的险资举牌浪潮中，万科、格力作为A股最优秀的公司被卷入漩涡，这样的企业之所以优秀，被认为与股权结构不无关系，但也正是这样的股权结构，只是因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野蛮人入侵，就对公司的稳健经营构成了潜在风险。没有更好的监管，乃至缺少起码的契约精神，“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在A股注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同股不同权”并不是新经济公司的专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够传统，也是这样的股权结构。只不过，这种股权结构在保护创始人权益、以确保公司稳健经营方面的良好诉求，注定是以更强的监管、更多地考虑投资者权益为前提的。在A股这样一个投资者格外弱势的市场，加强投资者保护才是更为务实的和迫切的。

当然，A股和港股一样，都在经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变革，从改革的外部效应来看，港股和A股实际上互为受益者。沪港通、深港通相继开通，使得今年的南下资金有力地推动了港股的上涨，腾讯股价连创新高、众安与阅文IPO获得超额认购，也与内地资金对新经济公司的追捧不无关系。这样一来，对于蚂蚁金服、小米、摩拜等随时可能将上市排上日程的新经济公司来说，赴港上市相比赴美上市的优势不言自明，不得不说，港交所在这个时候向新经济公司进一步敞开大门，也是稳稳地踩在了风口上。

A股的开放也不会止于沪港通、深港通，而更大程度的国际化意味着机构占比的提高，也意味着市场监管的国际化。除A股纳入MSCI将在明年正式启动外，未来，外资参股金融机构的比例限制有望进一步放开。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在主导这种改变，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越来越受到认可，而其继续成长和升级的诉求，也需要一个在监管和规模、开放度上都足够强大的资本市场与之匹配。

就新经济而言，长期来看，我国的新经济将是一股强大的洪流，持续冲击A股的大坝——今年新经济的GDP占比超过一成，过去十年，中国新经济年均增长16.1%，是同期全国经济增长率的1.9倍。因此，A股最终选择接纳那些有前景的新经济公司，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以新经济的成长速度和A股当前的变革速度，港股对特殊股权结构的接纳，完全可以视为A股改革方向上的探路者。

A股没有关于新经济的好消息？不要紧，它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