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与金融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资源性商品到金融产品两个阶段。从1942年底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战略交易，到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美国利用当时对全世界黄金储备的某种绝对垄断，在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的同时，也加速了对石油储备的集权力量。从储备黄金到储备石油，美国对石油的战略利益蔓延至世界主要产油国家。

　　第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即美国通过战后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体系，美国一手援助美元、一手出售所控制的石油，通过左手和右手的交易，美元转了一圈，连本带利又回到了美国的荷包。通过援助出去的美元，用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两头定价权归属美国，中间差价差不多是笔糊涂账。当然，如果真正要计算，也是可以算出来的，只是弄清楚其所以然本身已经没有意义。

　　在这一阶段，石油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如同美国认识到黄金的稀缺性并加以囤积式储备一样，石油作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也很快被认识，并展开对石油资源的集权控制。假如说，石油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作用在于通过石油所积聚的财富，自此之后对石油商品的控制，已经上升到谋取对石油的资源性垄断。但是，世界产油国家已经从美国这种商品性交易过程，认识到潜藏的巨大利润空间，特别是这些暴利本应该由产油国自身收取。以英美为主导的一方与以中东石油国家为代表的一方，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资源权益博弈。在这期间，石油供给方组成了欧佩克(OPEC)，之后需求方则出现了国际能源机构(IEA)，有关石油定价权的对局博弈正式形成。

　　尽管美英采取了种种手段，博弈过程可谓刀光剑影，如石油危机等，当然也包括战争的图谋，但均遭到产油国家顽强抵制。

　　当美英尽其所愿地在别国的地盘上完成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时，转而通过自身“后花园”的金融市场做文章，也就是第二阶段的将石油进行金融产品改造，纳入金融产品交易体系。既然取得实体石油资源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就只能将其拉到自己的地盘，通过金融市场来左右石油实体价格。1980年11月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以及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引入原油期货交易，从期货市场的第一张合约开始，石油从实体经济(包括实体价值)演变成虚拟的、赤裸裸的金融产品。产油国家由此失去了石油的定价权。油价失控，看似对于石油国家是绝对的好处，但实际上，这些溢出来的泡沫油价收益绝大部分通过美元交易体系，被美英国家的理财工具所控制。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财富，但如果想动用其中一笔都不那么自由。当然，这些“理财”公司可以留给这些国家特权阶层足够的、用来挥霍的数目，反正最终也会落入美国的腰包。产油国家折腾了多少年，结果又回到了原点。美国主导的全球能源金融体系日臻完善。

　　这种石油实体价格与虚拟价格的双轨机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规则推进过程中，实体价格越来越被人们习惯性地忽略。越来越多的石油消费国家陷入所谓市场经济的陷阱，紧盯着伦敦和纽约的石油及商品交易所的合约价格，作为自身市场的定价依据，而作为实体价格的石油是多少其实与此毫不相干。

　　在对于作为金融产品的油价非理性波动过程中，中国对此“抵御”或者防范的行为是非常微弱的，即以“股权换油源计划”肇始、市场换资源等为标志，通过石油需求市场与供给市场实体状态直接对接，将石油的金融产品属性尽可能降至最低。产油国家做梦都希望将美英公司的股权置换出去，不是置换到金融市场，而是直接置换到产业链的下游。这一以市场为需求中心进行转移的信号，很快引起美国警惕，次年美国能源报告推迟3个月出版。但美国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场纯粹民间的推动，随着中国能源短缺信号涨声再起，这一努力随之淹没。

　　而在这一时期，产油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对接的积极性要远远大于石油需求国家。在2006年由中国石油产业投资基金主持的“非直接能源合作”模式研讨会上，欧佩克国家的驻华使节悉数到场，期间一个插曲：为了避免伊拉克与伊朗的可能性尴尬，特意将伊拉克大使与伊朗参赞的座牌号拆开，没想到会议一开始，他们又主动地靠拢在一起：石油生产国家共同对以美国主导的能源金融体系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