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激进加息过程中，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先后遭遇流动性危机，并引发金融市场恐慌，目前仍未完全平息。受近期美国银行接连关闭影响，欧洲股市持续动荡，银行业不断承压，德意志银行成为市场眼中又一个风险点。在国际金融风险凸显的情况下，我国央行适时降准，对增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具有积极意义。与前两次降准类似的是，此次央行降准的幅度也比较小，为0.25个百分点，这反映了货币政策“试错”的过程。

　　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的“试错”呢？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不仅仅是被动地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采取应对措施，而且也需要主动试探市场反应，相机抉择。长期以来，就有关于货币政策应遵循单一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单一规则”倡导货币政策操作应按规则进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但现实中货币政策往往面临更多约束。而相机抉择灵活度较高，更能适应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实践证明，货币政策遵循“单一规则”是很难实施的。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试图以货币供应量为单一规则执行货币政策，导致利率大幅波动，其后由于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市场变化，美联储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挑战了美联储以泰勒规则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规则。随着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升至较高水平，美联储给出的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越来越呈现出相机抉择的特征。

　　货币政策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一、“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关于货币政策应按照单一规则进行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各有利弊。“相机抉择”在经济繁荣时期减少货币供应，以免经济增长过热；在经济衰退时期增加货币供给，以增加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其灵活性高，但缺乏预期管理、政策时滞难以把握，且政策施行的主观任意性可能挑战货币纪律，不利于币值稳定和维护货币当局信誉。“单一规则”虽然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可信度，但存在规则不适应于现实约束的问题，因为市场往往变化莫测，充满着不确定性，货币当局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经济金融运行及其变化。如果货币政策的施行拘泥于规则，央行就失去了应对经济危机和调控经济的能力，但如果不遵循规则，央行又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从理论上看，凯恩斯的理论关于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其政策主张是，当经济遭受不可预见的外来冲击时，货币当局运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及时应对，可以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认为，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由于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很难把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造成新的冲击。货币供给应按一个固定比率增长。20世纪90年代，泰勒提出了基于产出缺口和通胀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即“泰勒法则”，认为名义利率的调整要与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紧密相连。无论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操作方式，还是泰勒规则，都是货币政策单一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实践中，尽管相机抉择屡屡受到挑战，但大多数国家仍然以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为主。且不论货币中性论本身仍存在颇多争议，货币政策往往是着眼于中短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机抉择较能满足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约束条件，尤其是在信息费用高、不确定性大的情况下，能够为政策预留更多及时调整、甚至“试错”的空间。

　　二、货币政策为什么需要“试错”？

　　与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不同，货币政策一般是间接发挥作用的，需要商业银行、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配合，其实施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反馈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往往是非对称的。一般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需要通过流动性宽松鼓励信贷扩张时，商业银行往往“惜贷”，央行宽松性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过程就会受阻，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则大量增加（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商业银行超准率异乎寻常的大幅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比财政政策复杂，传导途径一般较长，并不是中央银行都能完全掌控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政策的“时滞”很难准确把握。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曾言，美联储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众所周知，货币政策从实施到影响经济存在一定时滞，但时滞究竟多长，往往是不确定的。例如，通过加息应对经济过热时，政策时滞可能带来过度紧缩的问题；反之，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及时退出，也可能使通胀失控，或导致资产价格飙升、影响金融稳定。央行以“有形之手”操控货币政策，其决策面临着信息有限的制约。在经济变动时期，中央银行更是很难把握宽松或紧缩的度。目前美联储加息进程应持续到何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很难说美联储这一轮激进加息不存在过度紧缩的风险。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工商贷款标准持续提高（即银行贷款意愿在下降），而贷款需求则迅速回落。两者的背离越明显，经济衰退风险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试错”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来自市场的反馈。

　　在不确定性较大时，货币政策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现实中，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一项复杂决策，面临的约束也很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零利率”一度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制约。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提出，“泰勒规则”没有考虑危机情境下货币政策的特殊性，低估了在当时保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的必要性，因为与中期充分就业目标相匹配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均衡值应远低于历史平均值，这意味着“泰勒规则”隐含的利率值明显过高，制约了经济复苏，故难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依据。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需要特别关注尾部风险，即对可能带来严重经济后果的小概率事件予以重视。存在尾部风险时，货币政策应当将追求金融安全和流动性放在优先级，而不是囿于其中长期目标。

　　最近一年来，美联储政策在短期内剧烈变化，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表明美联储忽视了对不确定因素的考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为了维护美联储信誉，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对抗通胀，可谓有得有失。在防止通胀预期失控方面，美联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由于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甚至可能反而加剧供给约束，更无法处理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美联储最近一轮加息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

　　三、我国连续小幅降准反映了货币政策“试错”的过程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3年3月27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这是我国央行在最近一年内第三次小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往往在0.5个百分点，有时甚至一次性调整1.0个百分点（如2018年4月）。央行连续小幅降准反映了货币政策“试错”的过程。

　　一是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变化保持灵活适度。我国最近一次经济下行压力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央行当年两次降准各0.5个百分点。2022年初经济开始企稳，而3月份后又受到疫情冲击。在疫情冲击的影响难以准确预测的情况下，央行两次小幅降准0.25个百分点。今年3月继续降准0.25个百分点。

　　二是金融市场利率上行，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从今年1月初的1.4%左右上行至2.0%以上。同时，国际金融风险凸显的情况下，也需要增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促进金融稳定。央行宣布降准的当天（3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美元对人民币在岸汇率报收6.8765，我国汇率总体平稳。从市场的反应来看，此次央行小幅降准是适宜的。

　　三是配合今年整体经济目标。5%左右的GDP增速和3%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的预期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支持经济稳定发展，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来，还应该考虑货币政策时滞。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应始终高度重视物价上涨问题，因为我国仍有大量中低收入群体，而他们对物价变化是很敏感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今年2月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止跌；从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看，一、二线城市房价环比增速已由负转正。因此，降准的幅度也体现了货币政策对实现多个目标的综合考虑。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小步走”，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避免“大水漫灌”，还有利于防范风险。在经济企稳回升的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仍会面临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现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也意味着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适时预调微调，并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的功能。

　　（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原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