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障我国居民对肉品的消费需求，必须避免生产大起大落、持续增加有效供给。要维持基础母畜的存栏量，保护农民养殖积极性；要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热情，调动规模经营主体积极性。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猪肉价格已连续10周下降，同比下降23.7%。可以说，生猪产业环境已进入“舒适区”，后期猪肉供应会越来越宽松。这轮超级猪周期给了我们强烈的警示，凸显出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要把生猪生产提升到更高位置上来，建立健全支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生猪产能下滑并非没有征兆。近年来，受生产成本、疫病风险、市场风险的影响，畜牧业波动总体加大。养殖户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每头肥猪亏损110元，2016年最高时则每头盈利近千元，2018年最差时每头亏损300元。本轮猪周期的原因是非洲猪瘟影响叠加周期性波动，部分地方养殖政策不稳定。养猪没有税收还有污染风险，说起来也不是“高大上”产业，导致很多地方只想吃肉、不想养猪。2018年至2019年生猪产能严重下滑，使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产能恢复并非一日之功，价格回落更是来之不易。2019年8月起，10多个部门打出生猪稳产保供政策组合拳。2019年9月和10月起，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先后开始触底反弹。直到2020年6月和7月，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才先后实现同比增长。截至目前，生猪产能已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5%以上。所谓正常年份是指2017年，这一年是近年来生猪产量最高的年份。按照目前势头，今年下半年生猪存栏即可完全恢复。之后再过三四个月，存栏增量转化为出栏增量，月度出栏量也将完全恢复。

我国每天肉蛋奶消费量巨大，必须避免生产大起大落、持续增加有效供给，最根本的是要抓住基础母畜和规模经营主体这两个关键。如果说粮食生产的目标是产能要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那么对生猪来说，就要确保猪肉产能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如果说粮食保供的重点是提升产能，那么生猪保供的重点则是储备产能。要以增强猪肉长期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产业抵御风险能力为重点，做好生猪产能储备。

要维持基础母畜的存栏量，保护农民养殖积极性。在前期行业亏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维持基础母畜存栏量，这样后期市场价格也不至于过高。2010年到2014年，国内肉牛养殖积极性不高，牛肉供应持续偏紧，价格上涨了3倍。农业农村部门此后连续多年在14个主产省份实施基础母牛增量扩群项目，遏制了肉牛生产下滑势头，价格保持了稳定。今后对生猪养殖来说，要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加强监测预警，保住能繁母猪底线存栏量，设定分级调控区间，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

尽管规模养猪场数量只占全国养猪户的1%，但规模场和散养户的生猪产量各占全国的一半。本轮猪周期中，相比散养户，规模场恢复快、贡献大。生猪产业链长，涉及种、养、加、销等环节以及饲料、兽药等支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适合工商企业进入。建设现代养猪业，要在前伸后延、流通加工、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综合发力，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热情，调动规模经营主体积极性。然而，“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畜牧业风险大，还面临融资难题，要在实施好生猪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推动金融力量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无论从菜篮子保供，抑或从对CPI的影响来看，猪肉的重要性可以说仅次于粮食。我国生猪养殖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的一半，居民肉类消费的六成是猪肉。全球猪肉贸易量约800万吨，不到国内产量的15%；2018年及以前，我国猪肉进口占国内产量的比重始终没超过2%。可见，与粮食类似，保障中国人吃肉问题应主要依靠我们自己。各地要认识到，生产和调出粮食是为国家作贡献，生产和调出猪肉也是为国家作贡献。要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