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托德·G·布赫尔茨（Todd G． Buchholz），曾任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管，老虎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艾琳·扬教学奖获得者

当今的美国不仅一脸病容，而且已经彻底破产。为了抵消大流行引起的“大停顿”现象，美联储和国会都动用了规模惊人的刺激支出以免经济跌至1930年代那种人人排队领救济粥的水平。202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相当于GDP的18%左右，而美国负债相对GDP的比率也很快会超过100%。这样的数字我们还是自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派B-29轰炸机去日本终结二战以来头一回看到。

假使美国最终击败了新型冠状病毒且并未演变成一个电影《终结者》式的反乌托邦国家，它将如何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悬崖和国家破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二战的教训，尽管当年债务飙升至GDP的119%，但二战并未使美国破产，而这一比率也在19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时被降至稍高于40%的水平。

二战的融资来源构成大约是40%的税收加60%的债务。买入这些债券的买家获得的回报极低，因为当年美联储将一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0.375%左右，而和平时期利率则为2~4%。与此同时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为2%，虽然这在如今听起来还挺高的。

这些债券面值多在25美元或以下，而且主要是美国民众出于爱国义务而购买的。美联储的雇员也投身其中并在各个分部之间开展了债券购买竞赛。1943年4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雇员们抢购了价值超过8.7万美元债券，并被告知他们的贡献使作战部队得以添置一座105毫米榴弹炮和一架P-51野马战斗机。

但在爱国情操之外，许多美国人除了购买国债其实都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选项。在1980年代放松管制之前，联邦法律一直禁止银行向储户提供高利率。此外将美元换成高收益外国资产的想法似乎很荒谬，甚至可能引来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手下的FBI上门调查。

尽管美国股票市场向投资者开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际上在1942年之后开始重新上涨），但经纪人的佣金却很高，当年也只有大约2%的美国家庭拥有股票。投资股票市场似乎是那些达官贵人或是遗忘了1929年大崩盘的失忆症患者的专利。相比之下当今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拥有股票。

无论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家庭储蓄增加了——而且大部分是以债券形式。但是国库券的收益微不足道，到期日相当遥远，票面上前任总统板着脸的严肃形象让人感觉异样。那么如此巨大的战争债务是如何解决的呢？这就要归结于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末，美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75%，这令大量收入流入了财政部。同时美国制造商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竞争对手，因为战争将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通通夷为平地，而中国的初级加工厂还远未到达生产汽车和家用电器的水平。

第二，由于战争结束后政府取消了价格管制，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从1946年3月到1947年3月间物价上涨了20%以反映经商的真实成本。但由于政府债券的回报远低于1941年~1951年间物价上涨76%的水平，因此政府还债义务的实际价值急剧下降。

第三，美国受益于借贷利率的长期锁定。1947年的平均债务期限超过十年，大约是当前平均债务期限的两倍。基于以上三个因素，截至1961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卸任时，美国的债务水平已降至相当于GDP的50%左右。

那么这留给我们的教益是什么？首先，美国财政部应通过发行50年期和100年期债券，让下一代人能得以喘息，并终生锁定当前微不足道的利率。

对于那些认定政府在50或100年后将不复存在的人来说，有必要提醒他们许多企业已经成功发行了这种长期债券。迪斯尼在1993年发行了100年期的“睡美人”债券并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Norfolk Southern）在2010年发行100年期债券时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试想一下谁会购买铁路世纪债券）。可口可乐、IBM，福特汽车和其他数十家企业也发行过100年期债券。

尽管许多教育机构都受到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但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也发行了100年期债券。而在2010年甚至有买主买入了墨西哥的100年期债券——即便该国货币贬值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27年。最近爱尔兰，奥地利和比利时也都发行了100年期债券。

当然，更长的到期期限并不足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还迫切需要改革其退休计划，但这可以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最后，如何理解战后的通胀经历？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将物价推高到平流层以缩减债务？我建议不要这样做——投资者不会再像1940年代那样束手就擒，那些“债券义务纠察队”会提前嗅出贬值计划的风声，进而推高利率并削弱美元的价值（以及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任何通过通胀减债的做法都会导致黄金和加密货币持有者和囤积者大发其财。

与军事战役不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之战不会以轰炸，条约或在时代广场的庆典来结束。相反我们应该时常记挂着这个债务定时炸弹。我们可以化解它，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赢得反对政策惯性和愚蠢行为的斗争。这场战争不会以一声巨响结束，却很可能以破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