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支持欧洲、日本等西方世界战后经济复兴成效卓著，至今为经济学界津津乐道。但是这种体系，且不论其霸权性质的不合理性，本质上隐含着先天性致命的不可持续的内在缺陷。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Triffin，1911—1993）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崩溃。这个观点被称为“特里芬悖论”或“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其要点如下：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是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若美国实现了收支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但若维持收支不平衡，将令美元不断贬值，降低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这种固有的不稳定性，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还给美元自身套上了噩梦般的桎梏：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1盎司35美元的固定比价系按1934年的平价确定，明显地人为压低了金价。高估了美元价值。由于黄金供不应求，这个固定比价势必越来越脱离实际，迟早会被市场纠正，以致严重损害美元的地位。

实践已经证明“特里芬悖论”推断的正确性。

特里芬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和凯恩斯一样反对金本位制，也曾支持凯恩斯建立世界货币Bancor的主张。他在质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行性时，明确主张黄金非货币化，并建议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手段，逐步替换黄金和美元储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良好的五六十年代，特里芬独具只眼，有所创见、洞察要害。可谓难能可贵。

“特里芬悖论”虽然针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发，但这个理论表明，凡由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主要国际储备手段的货币体系，不论是一国的，多国的，或是加权平均的多国货币，也不论这种货币能否兑换黄金，必然会陷入同样的困境，终将走向崩溃。因此，“特里芬悖论”揭示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分析研究当今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牙买加金斯敦会议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从此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国际储备货币多样化、自由化，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没有，却没有一个足以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因此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以为谁都可以不买美国的账了。但日后的发展竟大谬不然。在“无体系的体系”中，没有任何国际条约规定任何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降为“无体系的体系”中凭实力竞争的“平等”一员；但由于市场的选择，尽管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美国主权货币——美元，仍然维系全球主导货币地位于不坠。美元事实上仍是通行无阻的世界货币，是世界贸易结算基本单位和主要国际储备资产。

究其原因，当然是美国值得信赖的实力，赋予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无可争议的最强竞争力，以至世人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美元”，选择了美元。尽管浮动汇率给了各国更大政策自主权，事实上，一些经济强国从此实行浮动汇率，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很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甚至一些国家彻底实行了美元化，以求稳定金融市场。

较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主导的“无体系的体系”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更能适应经济动荡、多变和发展不平衡的世界。首先，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其次，国际储备多元化有利于缓解“特里芬悖论”，避免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信任危机，有效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行；再者，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相互补充，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从总体上说，“无体系的体系”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这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许多新兴经济体得以蓬勃兴起。

然而，只要一国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货币霸权地位，在国家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的驱使下，不仅受制于“特里芬悖论”，而且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和金融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新的矛盾：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NewTriffin Dilemma）。

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办事处副主任马克考利（Robert NeilMcCauley），他在该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了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美国实际意义上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为求缓解“新特里芬悖论”，首先要求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可是事实上，情况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必须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背后，存在一个唯美国独具的支撑条件，这就是美元的世界“铸币”特权地位。欧元、日元、英镑虽然可以自由兑换，但是它们的国际支付能力远不及美元，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同时通过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的双逆差向全世界疯狂透支，纵容贪婪横行、祸延全球，维持不断攀升的庞大赤字经济于不堕。

更有甚者，在不受约束的“无体系的体系”中，世界各国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于是华尔街贪婪的投机家们，能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掀起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球的海啸般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