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被颁发给三位得主：德国的John·B·Goodenough、英国的M·Stanley·Whittingham、以及日本的吉野彰（Akira Joshino）。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示，这三人的研究使锂离子电池的使用方式更加稳定，从而开启了电子设备便携化进程，为打造一个无线互联的社会奠定基础。

话说当代锂电池的使用大国无疑是中国，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比亚迪电子等公司都在中国，然而中国人却与这次锂电池主题的诺贝尔奖无缘，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虽然有了莫言和屠呦呦的突破，但是，在诺贝尔奖的基础科学奖项方面，中国人还未能实现“零突破”。

相比之下，算上吉野彰，日本已经总共产生了27位诺奖得主，其中有三分之二（18位）出现在2000年之后，平均一年一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日本可以在新世纪迅速成为诺奖收割机的呢？

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并没有失去科研

提起日本，经济学界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失去的三十年”。

在平成三十年中，日本诚然经历了货币从升值到贬值、经济从繁荣到衰落、楼市股市从泡沫到萧条，但日本政府在对科研事业的经费支持上，一直是很舍得投入的。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增长停滞，但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却没有下跌。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的经费很快拨款到位。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

不受外界的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保障。而日本的大学多数是研究型大学，风气开明、自由，不以一两所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举个例子，成立于1897年的京都大学，是日本学术自由的一面旗帜；日本史上27位诺奖得主中，有9位来自京都大学。此次201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吉野彰，正是毕业于京都大学；而去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医学奖得主本庶佑，也毕业于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以“自由豁达”为校训，百余年来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之下，京都大学的师生行事往往汪洋恣肆，不拘一格。

有一个段子说，1960年代，某知名的经济学教授懒得回学校上课，经常召集学生在京都祇园的青楼里研习《资本论》。

日本著名经济学者洪诗鸿曾于1991-1996年在京大本部进修，据其回忆，教授们经常是上课打盹，而下课之后，一定要来到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后才开始精彩讲评。“对经济学的学习和对学术江湖各个流派恩怨的了解，我们其实是在居酒屋里接受到的。”洪诗鸿说。

这些事虽不可取，但京都大学宽松自由的氛围可见一斑。

在2004年大学教改以前，日本大学的教员一经录用全是终身雇佣，国立大学的教学工作相对轻松，教员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自己喜欢的科研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基盘研究经费的长期资助，这是一种“研究者基于内在动机的课题研究”。

由于不必急于出成果，可以动辄十年二十年持续对同一课题进行研究，使得学者有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研究环境，不必疲于奔命地应付一些流于形式的工作，这反而使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的本庶佑教授（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就认为，没有教务督导，教授不拘一格自由地教学和科研，科研极少有课题和结项的压力和时间限制，这是他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

“凡人”与“工匠”

在日本的诺奖得主中，没有几个是自带光环的“明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低调、平凡，是如假包换的普通人。

2008年，下村修阴差阳错发现“绿色荧光蛋白”，并将其发展延伸成为理论，最后竟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在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平淡地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同样地，今年的诺奖得主吉野彰，在1981年进入锂电池领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未来IT行业的发展和便携式设备的广泛应用。

据他自己的说法，当初投身这个行业，只是“希望尽可能让摄像机变得更小”。“最大的驱使动力，是自己的好奇心”。

说起日本诺奖得主有多么平凡，就不得不提起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获奖趣闻。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一个美国科学家John Fenn以及一个名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

人们此前从未听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并且当时互联网技术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搜索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要花上不少的时间。

最终，人们找到了“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1983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本科，后就职于京都市岛津制药所。担任该公司研发工程师，分析测量事业部生命科学商务中心、生命科学研究所主任。

人们难以想象，生物大分子的“质朴测量法”，竟然出自这样一个与科研几乎不沾边的人之手。

田中耕一的故事，传奇且励志，但更说明了一个简单而古老的道理，发明与创新往往并不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而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在我们身边。

怀揣一个朴素简单的想法，最终却登上诺贝尔奖的高峰，中间的艰辛征程，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对日本人而言，这种力量，便来自“匠人精神”。

专注、坚持、孤独、守拙：“匠人精神”中的这些因素，使得日本人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二十年。

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也具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

中村修二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考上了德岛大学，毕业后进入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一家小公司。

他在公司的研发成果，不受客户认可，销量一般。同事动辄嘲笑他是“吃白饭”的，就连上司都偶尔拿他打趣：“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笨小孩、吃白饭、还没辞职……这些冷言冷语郁结中村修二心中，满腔怒气的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他开始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

他说：“愤怒是我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我就是要证明给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

当然，除了愤怒之外，由于不被主流认可而带来的孤独，以及身处孤独之中所形成的专注，也是中村修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中村修二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原创灵感喷发的瞬间。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无需多言，但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精神却若有所失。我们处在每天都在变动的世界中，我们有各种焦虑，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却不能专注地做好一件事。

在东亚范围之内，日本与中国是极其不同的两个民族；然而放眼世界，中日的又有太多的相似性。尽管不是同文同种，但从来都是“一衣带水”，隔海若邻。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的发展过程中，眼睛太多地盯着欧美，却对身边这个已经步入发达国家的老邻居，关注甚少。

今天，在2019年诺贝尔奖颁布，且日本人“又双叒叕”获奖之际，反观日本的成功经验，择善而从，对我们或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