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漫漫征途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他们反复试错、不断尝试，坚韧、果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那些先人一步的前瞻思维、大胆决策和风雨兼程的担当尽责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个人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常清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这位已年过花甲的长者，身上有多到数不清的“标签”——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期货之父”、经济学家、 “十大MBA杰出教授”等等。即便头顶如此多的“光环”，常清依然保持着谦卑学者的姿态，他像一位温和的长辈，向记者谈起他二、三十岁时的事情。

“价格改革”参与者

1985年，常清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价格理论和政策。此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什么是市场价格”、“如何形成市场价格”这些现在看来极其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当时的改革者。期间，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供应不足，价格改革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滋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腐败、“官倒”以及价格扭曲……市场风险加大。

作为改革排头兵的一员，那时候，常清的一项工作是做物价形势观测，通过调研向中央报告各地的物价情况。常清向记者指出，当时由于多年管制的价格突然放开，价格秩序出现混乱，物价大幅上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在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初期，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国家定价高30%~50%。到1988年底，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了1~4倍。

由于物价快速上涨，百姓恐慌情绪蔓延，也引发了物品抢购潮。常清回忆称，当时在北京三里河红塔商场的一次抢购现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位老人家坐在那儿，把所有肥皂都搂在怀里，那是一个人十几年都用不完的量。当时的情况触目惊心，百姓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此外，由于权力介入交易，当时还出现了计划内到计划外的“官倒”问题，引起民愤。“当时叫做渠道少、环节多，一些皮包公司你倒给我、我倒给你，倒来倒去，价格混乱，百姓叫苦不迭。”常清说。

“当时舆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指责价格改革，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当时潜心调研工作的常清，见到此番混乱局面，内心也十分焦急。怎么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成为横亘在他心上的石头。常清坦言，从1985年到1987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把问题摸清楚了，至于如何去解决，没有思路。

成立期货研究小组

面对双轨制价格信号的紊乱和流通秩序的混乱，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而中国期货市场正是在这场价格改革“困局”中应运而生。

当时舆论界表示，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的形成，反而更乱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退回去，即意味着价格改革走向失败。“所以我们就想为价格改革找条路子，于是我们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查阅资料，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探索过程中，不同的研究群体不约而同地研究到了大宗商品期货上。”常清表示，当时的时间节点大概在1987年，他们发现期货市场形成了大宗商品的时间序列价格，这些商品都是最基础的产品，只要理顺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后续各种各类加工制成品的价格自然就理顺了。

当时，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重要成员，常清扛起了带头进行理论研究的重任。大家一致提出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要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要建立两个市场：一个是期货市场，主要交易大宗商品类；另一个是生鲜食品的流通，建立批发市场。

1988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式宣告中国确立开展期货市场研究的课题。这一年，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这是让常清等一批人为之振奋的消息。自此，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

之后，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接了这项任务。常清作为价格组的骨干人员，成为工作推进的中坚力量。“考虑到当时中国研究期货的人很少，期货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全新而且系统性的工作，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来攻关，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仅是研究课题，未来可能还要落实试点工作。”据常清介绍，当时循着这一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期货研究人员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期货研究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研究期货市场理论与政策，以及设计期货市场试点方案。常清任期货小组秘书长，负责主要的研究任务。后来商业部也参与进来，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容。

开展试点工作

常清回忆道，1988年的4月和6月，期货研究小组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座谈会，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群策群力形成了《关于期货制度研究工作的报告》。他向记者提起那段岁月，依旧感慨万千：“那时候没有资金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议室主要用于接待外宾，我们只能在大办公室开会，一个房间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条件非常艰苦。”

令常清印象深刻的是，报告交上去没多久，李鹏总理很快就做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至此，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同时又有一些新问题摆在了这些改革者面前——开展期货试点，关键是要试什么，从哪个品种、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开始？

试点工作伊始，包括常清在内的期货研究小组就遇到了很多阻碍，处处碰壁。可以说，当时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上都有无数道难题。最开始是试点品种的选择上，当时的模式是部委和地方合办，试点得由部委支持。常清回忆道，当时他们考虑先从金融期货开始，搞股指期货和外汇期货，但央行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可以放开管制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于是拒绝了期货研究小组的建议。之后，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相继否决了研究小组的提议。

常清对记者直言，当时在座谈会上物资总局一位司长的一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已经是一片混乱，投机倒把横行，国家要是再支持期货，也就是认可了投机，那整个物资供应将会紊乱，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对方坚决不同意，并提议“应该多增加物资系统的干部编制，将物资送到工厂农村、田间地头，从厂家到消费者，没有中间环节，这样国民经济就理顺了。”因为观点对立，常清记得那场会议最终没有顺利开下去。

这样的“冷遇”让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一筹莫展。直到后来和商务部座谈，由于农产品经常出现买卖粮食困难且价格总是暴涨暴跌，很多难题难以解决，商务部转而求助期货市场，试点工作出现重大转机，最终期货研究小组率先确定了粮食期货试点。

但寻找试点城市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常清称，当时他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分三路去全国各地进行交流座谈。广东和上海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亲自带队去游说，但看似最有希望的两地都没有表示出很大的积极性。“当时心里很失落，这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却没有尝试的积极性。”常清表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你见了谁都得花时间去解释什么是期货，它有什么作用，往往讲了半天，对方还是迷迷糊糊。此外，因为试点没有资金支持，只能靠当地的政府，没有人愿意拿这个钱。

“后来我们就另辟蹊径，发动自己的‘关系’，组长田源是河南人，他就跑到河南去。我在吉林上的大学，我就去吉林游说。”常清回忆称，当时期货研究小组费了很大劲，最终初步框定了四省一市，即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省、生猪期货的四川省、稻谷期货的湖北省、玉米期货的吉林省和钢材期货的石家庄市。

1990年，我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现为“郑州商品交易所”）诞生，成为中国期货市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期货试点打响头枪。随后，全国各地和部委都开始踊跃地响应改革者们的建议，积极试办交易所，试点的成功被认为是建成中国期货市场的关键一步。常清表示，期货市场试点的成功进行解决了价格改革双轨过渡的问题，形成了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价格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终生愿景

在常清看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八年，也是他人生中的黄金八年。那时候因为忙工作而忘了吃饭是常有的事，加班饿了就喝热水充饥。那是一段让他一辈子为之自豪的经历，也让他深切感受到改革者的艰辛和不易。

“在实践中，我也深刻认识到，凝聚改革共识、集中改革智慧、官学商各界一致努力，才能使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常清接着说，“我们是搞价格改革的，不完成这个使命，我们这些人就应该接着往前闯。你干不好，那就是耽误事儿，耽误国家的前途，你就是罪人。”就是凭着这股信念和担当，以常清为代表的期货研究小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88年春开始，常清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期货研究。无论是参与创办期货市场，还是后来“下海”创办期货公司，担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等，他的一生都与期货紧密相连。2005年，常清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开办期货专业，通过教书育人，向期货市场输送人才。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经过30年的探索发展，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品种体系，培育了一定的市场深度，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常清向记者坦言，他终生的愿景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亚太时区的定价中心，并对此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