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不应该将GDP增长看得太重？工业化已经趋于结束，要去工业化？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服务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做？

2019年9月3日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天勇 为FT中文网撰稿

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对策，各有所述，观点不同。其中一些如果进入战略、定之于规划和施之于行动，可能有误。这里提出商榷性的看法和建议。

1. 国内有的学者提出，未来经济中低速增长是常态，不应当再强调GDP跨越式增长；国外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利茨也向我们提议，不要将GDP增长看得太重。这可能有误。

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也遇到了外部的制裁和内部的经济下行，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主张，并向中央提出过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为5%为宜。后来邓小平同志没有听取此建议，而是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增长目标放在了高速水平上。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还有中高速增长的余地，关键是改革和选取正确的发展战略。比如，未来经济增长新潜力的70%到80%，来自于深化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特别是应当推进农村土地财产使用权确权、土地要素允许市场交易配置、宅基地允许买卖、城市资本下乡、建立城市统一平等市场体系、农村农民土地资本化等改革。这样，农民获得土地创业和财产性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购买工业化品，延长工业化时间，会支撑国民经济长期中高速的增长速度。

三是美国这样人均GDP6.2万元美元的国家，还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不到9000美元，GDP增长如果没有赶超，就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正确的提法可能是，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尽可能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跨越式增长没有错，速度要支撑得住和快一些，同时提高效益和质量，并且追求居民收入、家庭财富和大众消费占比越来越多的GDP。

2. 国内有的学者提出，工业化已经趋于结束，要去工业化。这可能需要商榷。从中国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群规模，农业就业比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从中国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看，中国8亿左右的人口基本和中等水平的工业社会物质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压力差还很大。

如从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来看，上半年GDP总量45万亿，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上14亿人，居民总收入214116万，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7.48%，居民消费我们占GDP比例32.07%。 一般我们这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收入要占GDP的60-65%，偏离标准值12-17个百分点；消费国际上一般占GDP50-55%，偏离18-23%个百分点。

而上半年我们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15%，过剩规模56370万元。

城镇户籍人口按照我们现在的户籍率算的话，有6.02亿人，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是21342元，城镇户籍居民的总收入为141042万元。城镇非户籍居民2.38亿人，乘上他们的可支配收入12402元，他们总的收入29518万元。农村常住居民5.6亿人，乘上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他们的总收入只有43556万亿。

从三分法的居民消费估计，城镇户籍居民收入乘上他们的消费率，上半年支出了88621万元；而2.38亿城镇非户籍居民，加5.6亿农村常住居民，他们的收入乘以他们的消费率，8亿人口消费才支出了56000万元。5.6亿人低收入，2.4亿人中低收入，虽然是问题，但我们支撑增长的机会，也就在千方百计努力提高这8亿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5.6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4亿左右的城镇非户籍人口，主要矛盾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遏制生产过剩以及经济衰退。美国和欧洲一些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都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特别是美国促使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国。中国更不应该去工业化。中国还应该有15年以上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间。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3. 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服务业化，未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潜能应当来自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个内容，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服务业比例向60%左右变动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下行到中速，甚至下行到低速。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大规模、专业化和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较高；而服务业则大多是小规模、个性化和非标准化， 劳动生产率较低。

举例说，一个工厂，可以一天生产一万部手机，但是，无法在一个地点，在一天之内为一万个人理发。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要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而我们却要去工业化而重点发展服务业，可能说的有点偏激。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结构变动的数据观察，服务业比例上升到55%和65%阶段增长速度时，增长速度下降到中速和低速增长。但是它们在高增长时期基尼系数只有0.2到0.3，农民对工业化利益的分享与城镇居民甚至同步。

而中国目前5.8亿的城镇户籍居民，其消费变动向教育、旅游和养老等服务业升级。但是8.2亿左右的农村和城镇务工家庭，其近现代工业化产品消费只满足了50%左右；他们的消费不是向服务业升级，而是争取向耐用消费品、家庭汽车、舒适住宅等消费达级。因此，服务业过于快速升级，国民经济中稳不住制造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好，很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快速下行。

4. 国内有的学者提出，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可以用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和产业创新，获得新的增长潜能，支撑国民经济并实现其新的一波中高速增长。这可能会有误。

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培育颠覆性技术群、实现新一轮产业革命，升级中国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获得新增长潜能，是不得不推进的重大战略。但是，什么时候新一轮产业革命会暴发，并会突然发力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一波中高速增长，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不能精准地预测那个时间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下行转变为上行。

如日本1980年后，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步子不能说不大，但是，也没有将其国民经济从中低速增长扭转为中高速增长状态。而且，如果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更多替代劳动力，则会发生大量的原有知识结构的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并且财富越来越由资本和技术创造，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发生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

因此，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万万放松不得，否则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但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宝，因产业革命新增长潜能什么时候爆发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则万万不能压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之上。

5. 有的学者给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当年里根在美国做了两项事，一是减税，二是通过拜都法案，促进技术进步；英国做了两件事，就是减税和降低国有经济比重。

而我们最后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部门向中央的具体建议，却主要变成了去产能。实际上，我们与英国和美国当时情况不一样的是，他们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要比我们现在高；我们经历着一个出口拉动GDP增长力量下降过程之中。因此，人口收缩、迁移受阻和土地财产及以地为本创业收入不足，使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虽然表现为生产过剩，深层原因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产能过剩就会常态化。

从这几年去产能和环保督导的结果看，压缩了民营企业，提高了下游竞争性企业的成本，不公平地增加了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正确的方略可能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减税费；不是行政性压产，而是市场竞争中性公平贷款和企业债发行，让过剩产能破产重整等退出；供给侧改革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双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