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底，浙江棉纺织龙头企业科尔集团宣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兰开斯特郡开设其第一家海外工厂，投资总额为2.18亿美元。

科尔集团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家在美国设立工厂的中国纺织企业。

和华为、联想等高科技企业不同，中国的纺织行业多年来一直是被认为是低端产能外转的领头羊，越南、印度、印尼等国家固然常见，最终将工厂设立在美国的却并不多。

至于科尔选择美国设厂的原因，集团负责人黄国刚是这么说的：

“美国是世界第三大产棉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棉花资源丰富。当地棉价和国内棉价的价差大约在每吨5000元左右。虽然美国人力要比国内高出很多，但平均下来，每年的棉花原材料就可以省下7.5亿元。”

换句话说，连纺织行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都已经无法抵消其他的成本考量。

人口红利，这一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的消散速度，显然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国际巨头如优衣库、三星、索尼等相继撤离中国，国产品牌如海尔、福耀、思念频频海外建厂......

纷杂新闻中，悲观者关注人口红利消退，制造业外流；乐观者看到产业转型机遇，自动化前景向好。

近日，国泰君安总量团队发布深度报告《中国人口周期、经济趋势和资产配置》，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三层概念：数量红利、结构红利和质量红利。

我国的人口红利，现在又在哪个阶段？

1、第五次产业转移大潮

2005年开始，中国纺织行业开始了自内地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漫漫转移之路。

起初还只是单个厂商的个别行为，后来渐渐演变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一致行动：

从纺织成衣代工类企业——申洲国际、健盛集团陆续在东南亚布局，随后上游棉纱、印染、面料企业——华孚色纺、百隆东方、伟星股份、鲁泰 A 加快跟进。

2005年开始，中国纺织业加快向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转移：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纺织行业仅仅只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一个缩影。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将工厂迁移。相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国家不仅有着相对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低的厂房租金、更优惠的政策补贴，还有着大批年轻人旺盛且无处安置的消费欲望。

这一切，和几十年前的中国如出一辙。

为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东南亚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许多已在华设厂的跨国公司采用“中国+1”的战略：仍保留在中国的工厂，同时在东南亚国家另设一厂，甚至直接将工厂整体搬迁。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流入东南亚的FDI增加18％，达到730亿美元，流入量的增长主要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动，其外资流入量分别为350亿美元、90亿美元和70亿美元。

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国家，2018年上半年FDI流入表现亮眼：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如何理解“成本洼地”？

东南亚产业转移如火如荼，可值得留意的是，美国也成了这一轮产业转移的热门区域。

在国泰君安总量团队看来，全球产业链转移，正在从一个追逐“劳动力成本洼地”到追求“整体成本洼地”的进程中转变。

从过去四次产业大转移的经验来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

1、率先转移的产业，多表现为劳动力密集型和劳动成本敏感性特点；

2、转移路径基本上都是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向技术相对落后国家扩散。

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总结的五次产业大转移方向：

资料来源：时寒冰《中国经济30年大趋势》，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而在本轮产业转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双线流动特征：

从中国迁走的产业链，低端产业链转向了人力红利依然充足的东南亚，高端产业链则转向了科技和市场红利更为显著的欧美国家。

国泰君安总量团队分析认为，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随着人类经济越发达，劳动力的成本遵循一个持续上涨曲线。

即便是把企业搬迁到了东南亚这样的低成本区域，过不了几年，还是必须要接受劳动力快速上涨的压力。

而从技术角度来看，使用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的成本会是越来越低廉的。

加之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受困于“产业空心化”及经济低迷等困境，大量跨国企业选择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机器人、3D打印等）弥补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成功带动了一些制造产业从中国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

3、富士康的双线转移

作为充分享受了中国人口红利的OEM代工企业，富士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缩影。

20世纪70、80年代，富士康在台湾地区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电子代工企业。

90 年代初，富士康开始在大陆投资建厂，借助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的特点，迅速扩张规模，在深圳和昆山设立多个制造基地。

从毛利率情况来看，内地工厂极大地改善了富士康的盈利能力：

1990-1996年毛利率水平超过20%，而当时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仁宝电脑仅在台湾设厂，毛利率仅为10%左右。

1995年，富士康在大陆产能集中释放，与仁宝的毛利率差距甚至拉大到20%。

2000年后，富士康继续通过毛利厮杀，实现规模增长，2007年全球市场份额跃居首位，并一直保持至今。

内地工厂的建立，使富士康与竞争对手迅速拉开毛利率差距 ：

资料来源：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富士康一路高歌，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

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节节胜利的同时，不断上涨的用工成本也让这家代工巨头深感压力。

自2009年起，富士康开始将大规模生产运营转移至中国之外，不仅选择在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开设工厂，在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地也拥有生产线。

同时，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还与特朗普会面，计划耗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新建一家LCD面板生产厂，为当地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富士康表示，目前集团大约有25%的产能分布在中国之外。

富士康的双线转移（东南亚和欧美同时设厂）：

图片来源：富士康官网

为了应对行业竞争与挑战，富士康继续计划在2019年削减200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开支。

事实上，富士康的“瘦身计划”已经在实施，根据公司2018年中报，富士康2018年上半年人力成本同比下降12%，应付职工薪酬缩减28%，2019年公司还计划裁员约10%的非技术人员。

日媒报道称富士康郑州工厂2018年10月以来已裁员5万人：

资料来源：日经新闻《富士康苹果生产线裁员已至5万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从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

对于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双线”格局，国泰君安总量团队表示:“制造业的全球布局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往往是多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要素成本、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市场潜力等等。”

从本轮产业转移来看，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两个重要的变化：

1、依靠低成本人力的产业转移不可持续；

2、中国企业需要正视自动化革命。

如何才能将中国人口的数量红利，升级为质量红利？华为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示范。

1990年开始走自主研发，1992年就在名校设立奖学金招揽理工科人才，并迅速在高校云集的北京组建研究所。华为的应届生招聘规模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扩张，待遇更比同期的其他企业高出许多。对工程师的极度重视，让华为成为截至目前中国人口质量红利最大的受益企业之一。

中国企业如果想在第五次产业转移大潮中持续享有人口红利，就必须像华为一样，放弃固有的劳动力低成本思维，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而不仅限于产业转移。

中国的人口红利，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