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年后，1976年，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个奖项颁给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讲话声音很响的“矮巨人”。

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战后二十年，正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以异类的姿态捍卫了新自由主义的尊严，使自亚当·斯密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没有被泛滥的自负淹没。而也是弗里德曼一代人，让经济学创新的重心从老欧洲转移到了北美新大陆。

弗里德曼活了94岁，一生著作等身，在这里向大家推荐的是他的《自由选择》。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母是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弗里德曼回忆说，读小学的时候，在人堆里，大家都看不到他，因此他非常爱与人争论，声音还很大，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瞎啰”（肤浅的意思）。

20岁时，弗里德曼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上第一堂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丝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相伴68年。弗里德曼曾说，他的每部作品无一不被罗丝审阅。

弗里德曼一生好辩，乐此不疲。跟凯恩斯及以后的克鲁格曼等明星经济学家一样，弗里德曼乐于为大众新闻媒体撰稿，并能够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他曾为《新闻周刊》写了18年的专栏，还曾在电视台主持一档名为《选择的自由》的系列节目，后来，节目内容结集出版，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畅销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自由选择》。

在197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专栏，这个标题流行至今。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由劳动力成本、流通成本、税收以及企业家的预期决定的，但如果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于市场价的话，那意味着有人对它做了补贴。这个补贴的角色有的是政府，有的是企业。

如果政府提供了低于市场价的商品，意味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做了补贴。所以弗里德曼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午餐，其实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弗里德曼极端崇尚自由，他认为“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相反，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因此，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由私有资本所主导的，而这个市场最基本的环境就必须是自由的。

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弗里德曼保持极大的警惕，并强调充分的“法治”。他表达过一个跟哈耶克很近似的观点：“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他的理论信徒、美国总统里根曾经多次引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政府才是导致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弗里德曼创立了货币学派。他曾著有《美国货币史：1867—1960》，这本书是美国经济学界研究货币的入门级殿堂作品。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观点：因为市场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应该进行管制，所以政府在货币的供给上，应该向市场宣布一个长期的货币供应量。

但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如果政府做出长期货币稳定的承诺的话，政府就会缺乏调节市场的能力。

因此，弗里德曼的主张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一种对立面。

晚年的弗里德曼因而抱怨说：“50年前，我们只是被主流思想嘲弄的一小撮人。”

弗里德曼生活的20世纪，正是美国崛起的一百年，在经济霸权日渐形成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经济学理论上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在当时的芝加哥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像弗里德曼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其中还包括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等人，他们年纪相近，气味相投，各自为战，互相提携，终而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显赫的芝加哥学派。

1970年代之后，先后有六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或在芝大读过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远超其他任何学派。弗里德曼甚至曾经打趣地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三项条件：男性、美国公民、芝加哥大学。

经济学原本就是一门济世之学，既有屠龙之术，当有用武之地。197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一连串的政治动荡，美国势力频频插手，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们自然不肯落于人后，他们开始向拉美输出美国经验。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政变，左翼的阿连德政权被推翻，亲美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就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几个小时后，这帮“芝加哥小子”聚集在一家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印刷一份叫做《智利经济复兴计划》的文件。第二天中午，这份计划书已经摆在了皮诺切特的办公桌上。

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均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他们因此被称为“芝加哥小子”。他们给智利经济开出了一个叫“休克疗法”的药方，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宣布所有的企业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规模地削减政府的支出。

到了1975年的时候，弗里德曼觉得智利的改革已经一年半了，他决定飞到智利去给他的学生们打打气。当他见到皮诺切特的时候，皮诺切特对他说，“休克疗法”已经搞了一年多，好像经济并没有复苏，反而有点混乱了，应该怎么办？大师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你应该更加推行私有化，政府应该更加放松管制，你应该更大幅度削减政府的投资和支出。

但是，遗憾的是，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似乎没有拯救智利。一位叫弗兰克的智利经济学家，他也曾是弗里德曼的学生，在一封致弗里德曼的公开信中披露：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

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是一位实际意义的独裁者，他多次变更经济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智利经济才稳定下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诺切特又把银行和资源型企业收归国有化，一家国有铜业公司贡献了全国出口收入的85%。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的试验，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桩公案，政治的高度独裁与经济的极端自由化，一直在错配中痛苦而无解地博弈。在这里，我们似乎又读到了凯恩斯与哈耶克当年的那次小小的交锋。

弗里德曼一直不承认失败。1988年9月，中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张五常的陪同下，弗里德曼访华，时任领导人感叹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如同一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弗里德曼脱口而出：那好办，把它们一次性地剪掉就行了。

弗里德曼的故事告诉我们，就如同没有一家商学院可以教出比尔·盖茨或马云一样，没有一本经济学教材或某个学派，可以为一国经济开出现成的改革药方。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凯恩斯的错，也不是弗里德曼的错。

即便在关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上，他也并不总是对的。譬如，他在很长时间里不信任独立的美联储。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建立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

可是，现实的问题是，控制货币供应在实施上远比理论要难得多。直到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时，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承认，他低估了美联储或格林斯潘的能力。

弗里德曼的学生兼同事、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是这么评价弗里德曼的：“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弗里德曼非常雄辩，口才极好，但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于名声带给他的思想上的寂寞，也有点无奈。在《两个幸运的人》一书中，他自嘲说，自从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只有老妻罗丝是唯一胆敢跟他辩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