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的巴菲特股东会期间，中信出版·大方专访了巴菲特的好搭档查理·芒格，这也是芒格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首次接受深度采访。芒格多年合伙人、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一起参加了采访，以下是访谈全文。

CITIC：在今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您提到了您很看好中国。看好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您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这会让中美合作时中国获得更大的优势，您当时问过财政部长舒尔茨，舒尔茨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的优势之一，这是您认为的主要原因吗？还是您有其他考虑？

芒格：这是主要原因。如果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非常发达的国家、有着非常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另一个是有着众多有天赋的人口的国家，但他们没有进入全球视野，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

当这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两个国家都能获得收益。这是双赢的。但是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总是能发展得更快。发达国家这一方也不愿意自己国家的人民失业，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或者其他人对中国有许多反对情绪。

另一点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中国这个飞速发展期之前，日本就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飞速发展期。当时日本向美国出口了许多汽车，摧毁了美国的许多制造工厂。

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也增添了许多保护措施，比如对卡车进口进行一些限制。但这并没有摧毁日本的工业。所以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情况是相似的，不需要为此担忧太多。这是双方进行国际贸易的自然结果。

李录：卡车这部分很有意思。美国是只针对卡车进行了贸易保护，但是其他汽车几乎没有。所以美国汽车工业里卡车这部分比如皮卡发展得很好，而日本的轿车也能进入美国。所以这是双方博弈之后，也可以达成的双赢结果。中国将来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事情。互相之间只要进行贸易，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CITIC：您最早认识巴菲特先生的时候是一个律师，之后您没有马上去做投资，还做了一些房地产。后来做投资，收购蓝筹印花公司，您在这整个过程中，对于投资的思考与分析方法有没有过阶段性的变化？

芒格：这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无论我做什么投资，都是我不断去完善我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我很注重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通过实践中的反馈来修正自己的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穷查理宝典》很重要，因为这激励了人们自发去进行学习，而不是一定要走进学校跟随一个老师去学习。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认为有两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一种是你发现什么有效，然后复制它；第二种是你发现什么是无效的，然后规避它。

我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它们之中更重要的显然是后者。我在一生中花绝大部分时间去研究什么样的事情会失败，然后尽一切可能去避免。

CITIC：在《穷查理宝典》中芒格先生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模型，这个思维模型是您在不断验证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或方法？

芒格：当然我会不断地去做上面说的这两点，但没有一条道路是直通罗马的，也没有一条道路直接通往最终的学习方法。只能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去积累经验。

李录：所以芒格先生对于这个模型的回答很简单，当你厘清什么东西是行之有效的，什么东西是无效的时候，把它们总结起来就是模型。你会从不同的领域汲取这些经验，但在模型里，并不会去划分那些具体的领域，经验都是通用的。

CITIC：您之前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对您一生帮助最大的事情就是在去哈佛之前学会了学习的方法，这是否就是您所说的学习方法？

芒格：是的，当然，我所说的就是这些。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以及为什么，非常简单。你想要走在别人前面你就得不停地思考，精准地思考。

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他们非常理性，也想要走到别人前面，所以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中国有这么多我的读者。他们热爱学习。

CITIC：中国人传统上强调“耕” 与 “读”。所以中国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勤奋工作，另一个是热爱学习。

作为出版人，我们发现《穷查理宝典》出版后，确实有许多人不是因为要赚钱，而是因为学习才来读这本书。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本书和中国传统是一种对接。

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在中国很多人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大家都在学术或学科的专业领域内被框定了，所以缺的是一种普世智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穷查理宝典》点醒了许多人，但我们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这一点上您有什么建议？

芒格：我先说一点是，许多中国人的思维里有一个问题，他们会相信很多运气的元素，比如风水，但这是错的，我们应该相信几率胜过相信运气。

另外一点造成这样的情形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官僚主义”。比如在大学里，许多学科是割裂的，而这些学科一旦分开，在官僚体系下，这些学科就被框定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出不来了。

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李光耀。李光耀在新加坡建立的体系里，官僚主义是最少的，所以这导致了新加坡获得了成功。

CITIC：既然您认为存在官僚主义，为什么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呢？

芒格：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旦他们有一些惊人的想法，开始学习新加坡的模式，他们就能引起世界瞩目。

而一旦扩张到世界范围并收获巨大成功后，没有人会想回到过去那种贫穷的状态，所以我不认为政府会任由经济倒退或像印度那样陷入混乱。打个比方伯克希尔现在也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就像中国政府一样。

CITIC：我们也非常好奇李录同您的故事，作为事业伙伴，您是如何看待他的？

芒格：李录想成为一个很好的投资人。我很喜欢他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色，我和他作为投资人的投资理念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互通各自的思考。作为一个投资人，他是非常出色的。

CITIC：李录有和你与巴菲特不相同的地方吗？有他自己独特或创新的地方吗？

芒格：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但是我们身上的相似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我们都是很注重家庭的人。我们很关心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尽可能地变得理性，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

李录：理性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把理性当做自己的责任。

芒格：还有我们都希望美国与中国都持续永久地友好下去。

CITIC：提到中国和美国，以及家庭，芒格先生曾说过，中国在未来的竞争力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重视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像芒格先生您这样的美国人也非常重视家庭，您为什么会认为中国儒家家庭观念会成为独特的竞争优势？

芒格：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更加传统、更加极致。所以在中国，政府所需要提供的社会福利要求就更低，家庭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的保障，降低了许多社会成本。美国人虽然也很心向家庭，但整体来说他们没有中国人做得那么极致。

CITIC：所以您认为这是中国在竞争力上的一项成本优势？

芒格：是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这样的传统家庭理念，这帮助了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崛起。

我有一个关于出版方面的建议，一定会非常有趣。中国有许多农村出身的孩子，被美国的家庭收养或领养以后，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中国人会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在美国发展得这么好。书名可以叫做《中国女孩正在改变世界》。

另外一个很好的研究主题是为什么在中国进入飞速发展期之前，日本人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岛国，没有石油和矿产，他们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习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把它的概念扩大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究热爱家人，而日本把这种“爱”扩展到了商业关系中，他们认为对于消费者和供应商，也应当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去“爱”。所以他们能把他们的工业在这样一个资源稀缺的岛国发展得这么成功。

中国之前学习了新加坡的模式和美国的先进工业与科技，如果未来还能继续学习日本这种被拓展的儒家文化，他们会持续地变得更加强大。

李录：芒格先生有一个报纸叫Daily Journal，供货商是个日本人。这些年当这个报纸规模缩小时，其实供货价格是应该提升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提升价格，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报纸变得更好。所以芒格先生非常满意，从来不会想去更换这个供货商。

这逐渐形成了非常牢固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忠诚的。所以日本人并没有把“儒家”的文化概念扩大许多，只是多增加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客户，一个是供货商。

CITIC：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您把这称作“新儒家主义”或者“大儒家主义”？

芒格：在美国，好市多（Costco）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刚说的“大儒家主义”。他们把他们的顾客视作家人。他们从来只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而不提升价格。好市多抄袭了亚洲的创意，中国的商业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

CITIC：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包括技术和知识产权。

芒格：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英国在很久以前是拥有知识产权最多的国家。以前美国在还不发达的时候，他们也盗取过英国人的很多作品，比如狄更斯和莎士比亚的小说，他们私自印刷而不支付任何版税。

中国也是一样的，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但随着中国更加富裕之后，他们应该愿意为别人创作出来的知识产权来付费，我希望能看到这一点。

《穷查理宝典》的书名就来自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在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空的米袋子是无法独自站立的。

所以如果没有自己的内容，你也无法长久地发展下去。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从他身上也“偷取”许多。

查理 · 芒格，巴菲特的合伙人、投资思想家，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主席，该公司51年间19.2%年复合增长率的奇迹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