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我觉得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议，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条落实。但是你要检查一下336项，每一项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至于说后来提的一些口号，那都是那个的延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

吴敬琏在野三坡论坛上发表了最新演讲，这次谈到的问题之前吴老也反复提及过。吴老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研究基础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问题没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附吴敬琏演讲全文：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相聚一堂，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问题。我在第一届论坛上说了三句话的寄语，我想把这三句话作为对这次论坛的寄语提出来，就是“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以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譬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做一个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我们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地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说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够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我们这里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上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发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他一直讲到硅谷。这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他说，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罗默说，我的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

同样，中国经济也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许多名家参加本次论坛，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够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我们的具体问题。也衷心希望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不断地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