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短期靠需求管理，而最终经济能否增长要取决于供给管理，取决于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次贷危机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滑，我国采取了以需求管理为主的逆周期政策。目前来看，政策效果比较显著，成功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中国经济增速没有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但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救急，从中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以十三五建议发布为标志，宏观政策的重点转向供给管理正当其时。

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迎来的供给革命和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的共同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同点在于：1、相比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制度更不完善，更能够通过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破除垄断、简政放权等改革释放制度红利；2、在市场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又要避免市场出清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冲击，既要市场化出清，又要守住经济和金融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显得更加困难。这决定了需求管理政策并不会淡出，也决定了短期稳定和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仍会不断的冲突和反复。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国在大的政策思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供给革命主要是革旧经济和旧体制的命。旧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1、通过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本存量，使得国有资本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2、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消化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正常化；3、通过优胜劣汰，加速制造业去产能。旧经济的机会主要来自盘活和消化。由于积重难返，我们认为2016年投资品包括大宗商品总体上仍以调整为主，缺乏系统性的机会。而房地产由于去库存的加快，可能会触底回升。旧经济的机会主要来自国企改革尤其是地方国企改革的实质推进，我们尤其看好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重庆等地方国改的机会。

新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如何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新经济需要的是友好的创业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推广的负面清单制度、一些传统国有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军民融合、商事制度改革、知识产权的保护、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等都有助于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最终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多样化需求、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以及一批现代企业家的兴起。从这些决定因素出发，新经济我们重点看好三个方向：一是服务型消费，二是智能制造和大数据，三是泛资产管理。

新旧经济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从不同的视角评判中国经济会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分析经济总量应该看旧经济，分析经济活力看新经济。由于旧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仍然面临着调整的压力，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承压，未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宽松为主。减税、扩大赤字率、扩大债务置换、专项金融债、双降都可以预期，人民币汇率也会面临贬值压力。分析经济活力，更应该看新经济，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诉求，不断下降的资金价格，以及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家搭起的新经济使得中国未来并不悲观。

三大风险需要提示。一是资金外流汇率大幅度贬值的风险；二是阶段性流动性冲击的风险，原因可能来自打破刚兑，也可能来自经济硬着陆的担心；三是IS地缘政治扩大化的风险。从目前看这三个方面的发生都是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可能对中国产生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