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晚上，土耳其发生了一场非常戏剧化的政变。这场政变的戏剧性来自于政变发生之前，政变发生的过程以及政变发生之后的三个部分。

土耳其是现代国家中最特殊的。在现代性发展的初期，以凯末尔将军为首的军人，致力于建立现代土耳其的过程中，坚持走世俗化的道路，不但废除政教合一的体制，还将文字改成拉丁文字，甚至极端到不允许女人在公开场合中包头巾。

长期以来，土耳其就是透过军人维持世俗化的诉求，并且在这个激烈的情况中，从1960年开始，每十年都有一次军事政变，废止在宗教上激进的民选政府。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本次政变是90年代以来首次政变。情况发展的非常快速，从军方宣布控制政府开始，到后来被民间力量缴械，宣告政变失败为止，前后不过十来个钟头。在政变失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现任的总统艾尔段。

先前总统一直不断削减国会力量，扩充总统权力，这种做法不但引发世人侧目，也令国内的军人针对总统原先在伊斯兰团体的联系力量感到非常忧心，于是发动政变。不过艾尔段在休假途中听到政变的时候，马上利用现代科技拿起苹果手机，以FaceTime的通讯方式呼吁全国民众走上街头对抗政变，维持国家民主。结果此举奏效，有246位民众不害怕军人威胁，牺牲在枪战之中，但政变不久，旋即宣告失败，总统艾尔段重掌大权。

政变之后，艾尔段露出整肃异己的狰狞面目，除了逮捕三千多名叛变的军人之外，还很意外地逮捕了全国的检察官与法官合计三千多人。几天后，逮捕行动迅速扩大，延伸至教育体系、大学教师、财税人员、媒体组织，甚至连总理办公室都不放过。

最后有近5万人受到此次政变的牵连。这些措施让国际媒体感到很诧异，因为没了法官与检察官，那么被逮捕的人要如何进行询问与审判呢？同时，一网打尽国内的教育精英，限制学者出国访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却又强调这一连串的措施不影响民众生活自由，继续维持民主制度。

这是世界级的不确定性，因为土耳其的地里位置太重要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紧邻着所有正在发生战争的中东国家，以及土国屡次申请不能成为会员国的欧洲联盟之间。这个地理位置使得土耳其牵制其他中东国家具有特别的战略地位，也无怪乎很早土耳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的会员国。当然土耳其最近也是欧洲国家用来接纳中东地区叙利亚内战难民的主要国家。

说来好笑，原先为了让土耳其心甘情愿地收纳难民，欧洲国家不但提出巨额金钱资助土耳其之外，原先还预定在七月份让土耳其的公民可以享有到欧洲国家90天免签证的待遇。而这一切都因为土耳其在这两年发生的四十多次恐怖攻击与这一次的政变而告吹，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继续恢复免签证入欧洲的政策。

土耳其拥有非常久的历史，不过在现代性的发展下，这段历史成为国家的屈辱。土耳其原先两项荣耀——回教世界的哈里发领导地位与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政治帝国，在现代，都面临着瓦解的命运。凯穆尔所创导的世俗化政策，一直是由上而下推动的菁英主义，压抑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宗教信仰。

在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之下，原有政治帝国失去了90%的土地，这个事实让土国人民一直纠结于民族主义复兴大业的情绪之中。宗教与政治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却很吊诡的在民主制度的推展中获得了结合的空间。民主制度讲求投票，谁拥有多数谁就取得政权，这原本是一项引人羡慕的理性制度，却在所有的回教国家出现了令人不敢恭维的结果。在结合伊斯兰教与国家主义的情节中，只要推动民主选举，往往就是有宗教背景的团体取得大胜。

这个事实不但让政治理论家束手无策，也让推动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感到恐怖，更让毫无传统却实行民主制度的新兴国家感到茫然。当“民主在退潮”的声音慢慢响起，许多人眼见世界各地发生争端，人们不禁想问，透过民主机制所取得的合法权力本身是不是需要设定限制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不设限，可以预期的是在所有回教国家中，都会像伊朗一样，越激进的教派会有越多激进的选票。但是如果设限的话，要针对什么设下限制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其实与民粹是有区别的。换而言之，只要是一人一票的社会，没有任何限制可以在民主制度上发挥功能，其实是实在找不到限制的标准。

我必须说，民主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推动，是一个结合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但在过去，我们太容易直接把这个问题当成资产，以至于当这个资产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利润或好处时，却只剩下债务的情况下，却没有人知道该找谁来偿还这个债务。土耳其的艾尔段正式利用这个退潮的民主，大肆限制人民的自由。

文/苑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