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民在6月23日投票后，决定脱离欧洲，走自己的道路，消息一出来，股市大跌，说明事前的预估没有错误。

这确实是英国人拿自己的钱包在做赌注的一场选举，更惨的是，首相卡梅伦最先传出辞职消息，让英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然后是，竞选脱欧的保守党议员——前伦敦市市长强森退出竞选保守党党魁的位置，也就失去了担任首相的可能。紧接着，英国独立党的主席法拉吉宣布辞职，还有苏格兰考虑如何不顾英国人的决议，维持与欧盟的成员关系，其过程不排除来一次独立公投，企图以新国家的姿态申请加入欧盟会员国。

多数人赞成留在欧洲的北爱尔兰，也想利用申请爱尔兰共和国护照的方式，维持原先留在欧盟的公民利益。还有一些欧盟国家，例如德国，也考虑给于现行在欧洲工作与留学的英国公民申请欧洲护照，让他们在生活上受到的冲击，减少到最低。

这一连串的讯息显示，脱离欧盟好像对英国真是一个轻率的决定，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都只是表象，并没有碰触到问题的焦点，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英国人不知道或是听不懂脱欧之后的预期发展，也不是他们不在乎与欧洲一刀两断之后的结果与责任；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愤怒，一种反对全球化的愤怒，反对民主机制凌驾主权之上的愤怒，反对大制度就是优势的愤怒。

对于这些愤怒我们不得不问，这是哪里来的情绪呢？怎么会发生在以理性著称的英国人身上，让生气的感觉掩盖一切呢？这需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省，尤其是针对目前颇受质疑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哲学反省。

反省的主要时间起点是1989年。当时出现两件大事，一件与理念相关，另外一件是现实事件。理念相关指的是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这个理论当中，福山宣称人类文明的历史终结点就是民主制度的实施，不会再回到不民主的道路上。现实中的那一件大事情，就是苏联的解体，连带使得许多原先在共党阵营中的欧洲国家，纷纷回到民主阵营里，面对「历史的终结」。

发生于1989年的这两件与理念和现实相关的大事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改变了历史哲学。许多人在这个改变中认为，历史是静态的，有限的，是可以预料的。于是追求民主理念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提出了全球化的口号，贬低国家主义，提倡审议民主，强调世界公民，发扬股市价值，鼓吹环境保护、人权保障、自由，以及性别平等等理念。

欧盟在理念获胜的信心之下，从九十年代开始，大幅度透过民主机制，在欧洲议会中立法，推动历史的终结。所以25年来，欧盟大幅度扩展，将民主机制的理念传递到所有想加入欧盟的国家中。这些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无论贫富都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家转向民主制度，接受所有欧洲议会所立定的法律。

在这一股全球化的浪潮中，欧盟曾以执行死刑对非欧洲国家提出警告，认为死刑违反人权。这类例子非常多，但欧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英国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全球化之上，而是在国家主义之上。这一差别，导致今天英国多数人会做出脱欧的决定。

让我们从哲学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读过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早在十八世纪，那个以启蒙著称的时代中，英国哲学就以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分庭抗议。结果讲求经验，求新、求变的英国传统反而缔造了日不落帝国。

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虽然也非常优秀，但相信理性的结果却不若英国哲学来的有弹性。这个弹性让英国人普遍相信历史是动态的，是无限的，也是辩证的。历史的动态，发展导致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新颖的，而活在无限的历史中，不但是人类的宿命，也是幸运，必须乐观以待。

最后，历史的辩证性告诉我们，历史是会变的，至少我们的经验就是会改变的。所以，从理性主义者的角度而言，英国人这种原先偏好全球化的经验，转变到迁怒全球化的经验，是没有原则的表现，违反了理性的基本诉求。但对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而言，这就是现状，感觉经验所出现的结果，就是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当苏联解体时，英国的首相柴切尔夫人的幕僚，将福山的文章夹在呈给她的文件中，但当她阅读后，说：“我对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好印象，永远不要把历史视为当然，永远不要看轻历史中的变化”。

文/苑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