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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海棠:中国经济 放水是万能的

最新高手视频! 七禾网 时间:2019-01-07 13:36:33 来源:扬韬略 作者:扬韬

在《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中,傅海棠先生曾详细论述过货币的激励属性、自主的货币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著作出版半年多后,面对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他在多个场合阐明对于中美贸易战的政策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应该尽早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中国经济重新带入快速发展的新通道。2018年12月,他更进一步将其观点凝结为一句话:中国经济,放水是万能的。放水,是解决中国经济一切难题的最佳药方。


当然,这里的前提仅限于:中国经济。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自主的货币、有自主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由政府主控,且中国又拥有强大的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主动性管理下的放水政策,将是自主的、可控的、有序的、有效的。


可以理解的是,对这样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学者根本无法理解、接受!社会上很多人由于根深蒂固的理论误区,同样无法接受。面对争论、非议和批评,本文旨在详细阐明傅海棠理论的基本逻辑。如果你有点耐心,不妨等我逐渐梳理出其理论脉络。如果你没耐心,可以先看大标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下一篇文章也许正好就有解答。


一、放水促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由于全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大量产品以配给制流转,缺乏货币使用的条件,所以,无论是货币发行量还是社会贷款余额,都是探索性的,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如果以贷款余额/GDP的比值来看,除了1952-1960年有过一段快速上升的过程外,其余时间多数是下滑和稳定的。如下图(1952-1980年):



对于当今一些习惯了拿M2/GDP说事儿的人来说,贷款余额/GDP有异曲同工之效。看看1960-1965年的比值持续下降,谁会觉得开心呢?1965-1979年,这个比值长期处于0.5上下,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稳定,又有谁会觉得高兴呢?有几个人会喜欢1960-1979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呢——尽管那段时间的贷款余额很少、货币没有超发、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结果如何呢?


中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大的政府主导下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有勤劳的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其中,自主的货币政策渐入佳境是最大的成就之一。中国政府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发展路径的货币政策,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大货币供给,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繁荣。且让我们看一下1980年之后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



显然,从1979年的0.51起步,1980年就达到0.54,1985年创下历史新高0.68,此后持续到1992年的0.97。这意味着每创造1元的GDP,当时贷款余额从0.51元增长到0.97元,接近翻番,说明社会资金供应充足,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1979-1992年的15年间,中国的GDP规模从4100亿元增长到2.72万亿元,增幅5.6倍。同期的贷款余额从2082亿元增长到2.36万亿元,整整增加了10倍。


现在回顾,那15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镇经济大爆发,中国经济在克服了诸多困难后持续前行。


但是,1993年起,在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和谐音。1992-1995年,中国GDP从2.72万亿元增长到6.13万亿元,三年时间增长125%,而贷款余额的增量却仅增加到5万亿元,增幅92%,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贷款余额/GDP的比值也从1992年的0.97快速下降到1993年的0.92、1994年的0.82,经济热潮被陡然降温。1996年,这一比值也只有0.8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当年该比值回到0.94,1998-2002年稳定在1.0的水平。


2003-2008年,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没有过于大胆,这一比值稳定在1.0-1.1之间。2008年底的四万亿政策,中国的贷款规模快速膨胀,2013年突破1.21,2016年达到1.43,2017年是1.45,2018年有走低迹象,但年底的放水加速,预估到年底之前能达到1.50。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放水是万能的,放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放水的速度慢了,会出很多经济问题。


很多人会有疑问,甚至抨击:这个比值已经从0.51增长到1.51,增幅达到200%了,岂不正说明货币发行超量了吗?难道现在不应该降低货币发行规模吗?为什么傅海棠先生仍然坚持认为要继续放水呢?


正如在《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一书中曾指出的那样,M2/GDP是一个伪指标。因为M2是货币的存量、累积量,而GDP是每年的新增量。用存量去对比新增量,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同样,贷款余额/GDP也是一个这样的指标。我们用它只是为了说明货币增量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货币发行规模的多少,不可以拿GDP来作为对比。


放水促发展,古今中外无数的例子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日本1690-1830的140年间,货币数量增加一倍,米价仅仅上涨40%,经济就处于长期低迷,国内也动乱不止。而1890-1939年短短50年,日本的物价指数上涨400%,但GDP的规模从10亿日元增长到350亿日元,日本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美国也是如此,1867-2016年,短短150年间,美国的货币膨胀规模是6600倍,其中货币投放规模最快的时期是1960-1980年,年复合增长高达8.4%,这也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当今亚洲的经济奇迹发生在韩国,1960-2017年,韩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42亿韩元增长到2510万亿韩元,增幅10万倍!


所以,如果中国经济遇到难题,需要重新提振经济,在政策取向上,首当其冲要考虑的货币政策就是放水、扩大货币供给量。更何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严重不足的,其欠账的部分甚至不是在贷款方面,而在于基础货币投放不足。


二、货币需求被低估


很多人总是质疑中国货币投放过多,却很少去考虑中国究竟需要有多少货币。前者是货币供给问题,后者是货币需求问题。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那么,中国的货币需求应该怎么度量呢?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货币的功能。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的第一功能是满足交易双方的需求:一是买方需要有货币、二是卖方需要有可出售之物、三是买卖双方有完成交易的需求。其中,第一项是属于货币供给环节,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第三项是市场需求,也暂时不考虑,则要实现货币功能最核心的就是第二条:卖方的可售物。


卖方的可售物包括如下部分:

1、个体所拥有的不动产,生产出的商品,自身劳务;

2、企业所拥有的不动产,生产出的商品,可能提供的服务;

3、政府组织所拥有的不动产,服务;

4、海外组织和个人的不动产,商品,服务。


由此可见,前三项完全是一国之内的循环。只有第4项才涉及对外货币转移。假设第4项为0,即完全没有对外贸易中的购买项,则一国货币需求量主要包括三大类:不动产(固定资产)、商品、服务。其中,服务项是属于人与人或人与组织的货币交换,缺乏实物转移过程,诸如你帮我理发、我帮你修脚,也可以暂时忽略不计。那么,影响货币需求的其实主要是两大因素:固定资产与商品的交易。


在一国经济中,前述所谓商品的交易,可以反映到GDP中。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用M2与GDP的比值来考量货币是否超发的原因。


但是,固定资产在哪里呢?一个国家,固定资产越少,则固定资产交易对于货币的需求就越少。极端情况下,如果固定资产为0,则货币需求可以与GDP指标直接挂钩。但如果固定资产越大,则潜在的货币需求就越大。而且,固定资产的增长幅度越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就更大。此时,单纯用 M2与GDP的比值来做分析,就容易失之偏颇。


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固定资产增长极快的国家。198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只有711亿元,1991年就超过4000亿元,2001年达到3万亿元,2011年为30万亿元,2019年预计超过71万亿元。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91-2019年的38年,中国的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整整增长了1000倍!年均增速20%。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问题在于累积量的巨大。1981-2017年,中国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高达460万亿元,预计2018年65万亿元、2019年超过71万亿元,则到2019年时的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600万亿元,到2021年时则将超过750万亿元。


这些已经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部分是固化下来的财富。而且,这些数字是以当年的货币为计量标准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投资的后来升值问题。比如,2000年时的一套上海市区的房子,市场价值50万元,而现在的交易价格超过了500万元,十几年时间增值10倍。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按照简单升值一倍去算,是不是当前价值早已超过1000万亿元?


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呢?1981年,中国的M2余额2234亿元,2018年只有181万亿元,28年间的增长幅度只有810倍——这个速度,不仅没有跟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增长,更远远落后于累计下来的固定资产规模。


我们仍简单以房子为例做一个比较。假设1981年时完成建筑的房屋,市场价格1万元。在统计报表上,这是房屋的价值、也是社会上的资金供给量。张三以1万元买到这套房子,居住。此时,这1万元资金在社会上流转、使用,每年都在产生新的资产,规模也许早已超过数千万元。2018年,张三要出售这套房子,市场价格1000万元。此时,我们会赫然发现:当初投入1万元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现在如果全部出售,可能市场价格早已超过1亿元,增幅在1万倍以上。其中,仅仅这套房子,就需要1000万元的货币供给量,而当前社会的货币供给规模是否匹配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社会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存量的快速膨胀、资产的快速增值。如果用于交易,就需要有极其庞大的资金供应。中国社会和经济界人士,恰恰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巨大货币需求量,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区?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四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比如美国在60年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货币市场的根本性变化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为标志,美元不再挂钩黄金,纸币发行无约束。货币体系的最大发展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即货币的无纸化时代、数字化时代。这些变化,被中国抓住并加以利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金融当局不知不觉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经济学界对此浑然不觉,大学教育也缺乏对此的有效解释,以至于社会上产生了对货币的误解。


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由政府牵头完成的,这些资产不属于具体哪个人,而是归全民所有。这些资产,几乎从来不用于出售,没有经过市场交易的检验,因此掩盖了对货币的需求。比如,中国的铁路、机场、公路、通讯设施、发电和输配电设施、广播影视设施、大量的广场公园文化宫影剧院等,他们的建成,凝聚了大量的货币资金,但却从来不参与交易转让。久而久之,全社会都忽略掉了这些海量资产对于货币的需求。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与西方私有化的经济体系中完全不同的。


现在,我们换一个指标,用M2去除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累计值,再看看M2的供给是不是超量,则有下图:



看看这个图,谁再说中国的货币超发了?


不止如此,我们尚未讨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商品”这一链条对资金的需求,也没有讨论“劳务与服务”这个环节下工资上涨所带来的对货币的需求。更没有讨论对境外采购的货币需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必须坚决严厉禁止任何企业和个人以转移资金为目的去海外购买不动产和服务,《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中对此曾有论述。


普通人或许可以根据常识去推断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应该是多少:假设你2018年的房价是1998年的10倍,随着越来越多的住房转让交易的进行,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至少也应该增长到10倍规模才是。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中国的货币供给是没有满足货币需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三、货币供给严重不足


我们以央行公布的M2数据来做说明。1952年,中国的M2只有101亿元。这是货币供给的起点。到1978年,增长到1159亿元,26年的增速是10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这种货币供应量是严重落后于实际经济需要的——大量产品是配给制、凭票供应、价格因素几乎不存在,企业贷款也很少。这样的增速,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978年之后,中国的M2迅猛增长,1989年就突破1.19万亿元,等于11年增长10倍。这种增速,看起来很凶猛,实际上也只是在补欠账,是对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一种补量。而且,这种补量也是严重不足的,才导致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混乱。1999年,M2增长到11.9万亿元,再次出现了10年增长10倍的情况,经济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扩张。


但是,1999年后,房地产市场逐渐开始发育和成熟,社会对于资金的需求显著增加,但是,M2的规模却一直到2014年才突破120万亿,实现了对1999年规模的10倍增长。这意味着1999-2014,我们用了15年时间才实现了货币供给的10倍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1989-1999年的10年。


那么,在房地产市场逐渐扩张的15年里,货币供给速度竟然等同于1989-1999年之间的10年,这样合理吗?如果说1978-1989是补欠账,11年增长10倍,那1989-1999也未必满足需求,10年增长10倍。在房地产市场扩张的情况下,1999-2019年,M2的供给如果保持同样速度,规模应该达到1200万亿元才算合理——但实际上的M2到2018年底为止也只有180万亿元。


这个增速对应于2002年的18.5万亿元的M2,相当于16年增长10倍,甚至落后于1999-2014年之间的增速,只能说1999年以来的M2供给是不满足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速的,见下图。



由图可见,2009年之后,中国的M2供应增速持续下降,已经大大落后于1994年以来的平均数16%,2018年11月更降低到只有8%。这个水平,是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需求的。


实际上,中国M2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货币乘数的扩张,而不是基础货币的增长。如图是1999年以来的货币乘数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货币乘数达到5.8之后,曾持续回落,2007-2015年长期稳定在4.0附近。但2015年后货币乘数稳步走高,到2018年底已经达到6.2的水平。


货币乘数是M2与基础货币的比值。货币乘数的提高,是因为央行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从而使得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扩大。这一点,我们看看基础货币余额的增速就清楚了。



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大国,2015年之后基础货币余额反复出现下降或者几乎不增长,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1999-2009年,中国的基础货币余额从2.9万亿元增长到14.4万亿元,10年增幅只有4倍。而2009-2018年的9年间则只增长到29.3万亿元,9年的增速刚刚超过1倍,年复合增长只有8.2%。而这段时间中国的GDP从34.9万亿元增长到90万亿以上,增幅158%,年复合增长率11%。


——经济增速11%,而基础货币增速只有8.2%,从哪里能证明是货币超发了?事实是恰恰相反,中国的基础货币增速非但没有反映资产增值(房地产的增值等),甚至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此造成了基础货币的供给不足。


它的典型标志是:贷款利率始终居高不下。2015年10月,中国央行降低利率后维持了3年多没有变化,1-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远高于当时的美元贷款利率2.2%。3年来,虽然美元一再加息,但1年期的大额美元贷款利率仍不足4%,人民币的贷款利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正规银行之外,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要更高。比如,证券公司的融资贷款利率就高达8%。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在供求关系影响下,利率高,则说明货币供给不足。与美元和日元等西方主要货币相比,中国的人民币贷款利率过高,恰恰说明货币供给不足,而其核心,在于基础货币供应量不足。


为什么基础货币供应量不足呢?且看下页。



责任编辑:刘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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